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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刘墉家族的荣耀

嘉庆九年(1804),85岁高龄的刘墉,奉嘉庆之命,领着赏赐之物,从京城前往江苏,为家中九十大寿的继母颜太夫人祝寿。

这场祝寿活动,因有皇帝的参与,朝野上下格外关注。刘墉的同僚和门生,纷纷登门贺寿。

由于刘墉一再表示拒绝接受礼金、礼品等,大家只好在祝寿的对联上下工夫。

浙江巡抚阮元撰写的寿联是:

帝祝期颐,卿士祝期颐,合三朝之门下,亦共祝期颐,海内九旬真寿母;

夫为宰相,哲嗣为宰相,总百官之文孙,又将为宰相,江南八座太夫人。

协办大学士朱硅请人代作的寿联是:

夫作宰相,子作宰相,伫见文孙咸宰相,古今一品太夫人,能有几个?

天许长生,帝许长生,更闻多士祝长生,富贵百年曰寿考,请增十龄。

这些寿联可不仅仅是对九旬老太表达祝福,里面宰相前宰相后的,更是对这个赓续大清多朝的仕宦家族表达尊崇和恭维。

那么,刘墉背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家族?

刘罗锅刘墉故居

刘墉,即老百姓口中的宰相刘罗锅,为乾嘉两朝名臣,因清话本《刘公案》的盛传而名满天下。但实际上,刘墉出身的山东诸城刘氏,身负才学和盛名的人远不止他一个。

诸城刘氏,是清朝年间著名的科举家族,从顺治朝至道光朝,两百年间,共出了39位举人、11位进士、8位三品以上高官。其中,以刘棨、刘统勋、刘墉和刘鐶之声名最盛,后来有“一门三公,父子同宰”之说。

在清朝,“科甲出身”是汉人进入仕途的主要渠道,而汉人官僚反过来成为满清王朝巩固政权的重要支撑。因此,集结了众多举人、进士的科举家族,深入到帝国权力体系当中,成为一股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

开启诸城刘氏家族清朝仕宦生涯的人,是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刘必显晚年留下一则家训:“当官清廉,积德行善,官显莫夸,不立碑传,勤俭持家,丧事从简,耕读创业,忠孝祖传。”此训一出,刘氏子孙莫不遵行。

但往上追溯,刘氏家族在诸城扎根,该始于明朝天顺年间的一场大火。

彼时,刘氏始祖刘思源在明初的政府移民行动中,从江南徐州砀山(今属安徽砀山)迁移至山东日照喜雀窝。然而,不久天降大火,烧毁了刘家人扎根的村庄,于是,刘氏迁到了不远处的草涧庄。但随后,许是出于生计考虑,刘思源就让儿子们各自迁居,自行谋生了。因此,刘福一支,为躲避匪祸,一路奔波,最后来到了诸城逄哥庄(今属山东高密),成为诸城刘氏的始祖。

刘罗锅刘墉画像

诸城是一个怎样的地方?据乾隆《诸城县志》载:“诸邑介青徐之交,南北境皆平壤,中为古长城。自西至东山势绵亘不绝,西北为潍,东南抵海,故山川原隰之利皆可撮而言之。”很明显,诸城有肥沃丰饶的平原和绵延不断的山丘,有潍河穿流而过,是一处天然的农耕宝地。

刘福到达诸城后,起先为人做帮工,后来,他也投入到农耕之中,并以此为生,积累财富。

但,农耕并不能满足家族的壮大和发展。而诸城,不仅是一处农耕宝地,还是一处文化宝地。

北宋苏辙曾写诗称赞这里,说“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诸城最早为春秋时鲁国之诸邑,在漫长的历史脉络中,孕育出齐鲁文化传统。

春秋时期,有一个名叫公冶长的文人,锲而不舍地攻读经书,是孔子七十二高徒之一。然其久居不仕,只是在境内讲学施教,如此,便让诸城成为儒学最早的传播地之一。推崇仁孝、礼仪、道德的儒学,在诸城生根发芽。到了明清时期,诸城继续保持成熟的文教氛围,“清初青齐、海岱间,人文之盛,足与大江南相匹敌”。

刘氏一族也走上了读书科考之路。明末,四世祖刘思智补为诸生,这是诸城刘氏从农耕家庭跨入书香门第的转折点。随后,五世祖刘通通过日夜苦读,也考上了诸生。但真正让诸城刘氏走上科举仕宦道路的,是上面提到的六世祖刘必显。

刘必显,字微之,号西水,明朝天启四年(1624)高中举人,年仅24岁。但后来屡试不中进士。

明末,由于战乱连连,刘必显时常要跟大伙一起到山中避乱。烦躁不安的环境中,人人喧闹,唯有刘必显经常打开书本进行朗读,如入无人之境。

朝代更替,到了顺治九年(1652),刘必显终于考中进士,授官户部广西员外郎,成为诸城刘氏家族中第一个由科举入仕的人才。

似乎有种莫名的巧合,刘氏一族,从刘必显开始“必显”。

刘必显有四个儿子,二子刘果与三子刘棨,相继考中进士,并担任了有品位的官职。两人为官十余载,始终兢兢业业,勤政爱民,均受到皇帝赏识,为诸城刘氏创下了“清廉爱民”的名声。

刘果,顺治十五年(1658)考中进士,康熙三年(1664)授太原府推官,三年后又改任地近帝都的直隶河间县知县。在河间任职期间,刘果以安定为目标,施行仁政,成效极好,深受百姓好评。

康熙九年(1670),康熙南巡路过时,特地召见刘果进行褒奖。那会儿,刘果也是“大胆”,竟向皇帝讨起了御书。不过,康熙很爽快地答应了,提笔写下“清爱堂”。从此,“清爱堂”成为诸城刘氏的象征。

刘果后来升任刑部江南司主事,并参与到《大清律》的修订之中。由于曾任推官,对讼狱之事了解颇多,刘果在刑律制定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颇有建树。

康熙十八年(1679),刘果以母死辞职归籍,此后不再为官。

六年后,康熙二十四年(1685),25岁的刘棨考中进士,居家尽孝数年后,才出任湖南长沙县知县。尽管只是个小知县,刘棨为政同样毫不马虎,力行有益百姓之事。他曾大力禁止溺毙女婴的陋习,以维持人口平衡。

康熙三十七年(1698),刘棨因政绩突出,升任宁羌州知州。上任后,不巧遇上了大饥荒。

由于宁羌州米仓空虚,无米可贷,刘棨为救济百姓,前去拜见负责监察州县的监司,向他借厅仓粮食。获得同意后,需要自己解决运输问题。刘棨于是向百姓告示,凡参与运粮之人,运一斗给粮三升。州民们纷纷加入到运粮队伍中。不到十天,宁羌州就储备到三千石粮食,保证百姓平安度过饥荒。

地处西北的宁羌州,与东部地区相比,经济落后。如何提高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成为刘棨解决饥荒后的又一项任务。

经过实地考察,他认为,辖区内绵延的丘陵是一种有利资源,山上数量颇丰的槲树,适合进行山蚕养殖,发展相关手工业,从而获得经济收益。

但是,宁羌人对“养蚕”二字,十分陌生。刘棨专门派人回诸城招募多名善于养蚕、抽丝的工人,到宁羌州传授相关技术。随后,宁羌人用山蚕丝织成绸缎,进行售卖。后来,当地人为了纪念刘棨,称这种织物为“刘公紬”。

发展经济以外,教育也决不能落下。刘棨到任后,建书肆,设义学,为读书人亲自讲解。在他的任期内,有两人于乡试中举,打破了三百年间宁羌州无人中举的局面。

刘棨的为官生涯中,多次因贤良、清廉被举荐升迁,受到康熙帝的重视,一路升到四川布政司,从二品官员。

康熙五十六年(1717),康熙南巡路过刘棨所在之地,对他大加赞赏。对此,刘棨特意作诗以谢圣恩:“愿舒一片心如冰,持向青冕答紫宸。”

然而,一片冰心的刘棨,第二年就因积劳成疾猝然离世。

史载,刘棨“性和厚,为治无所矫饰,遇人温温善下,乡人皆称之”。这位受百姓爱戴、皇帝赏识的刘棨,便是刘墉的祖父。

刘棨生有十子,其中成就最高的,是第五子刘统勋,刘墉之父。

刘统勋入仕后,一路高升,直至官至东阁大学士,是乾隆帝的股肱之臣。去世后,刘统勋成为诸城刘氏第一个获赐谥号的人,并且,还是鲜少人臣能获得的谥号“文正”——整个清朝两百多年,仅有八人获此谥号。

雍正二年(1724),年仅24岁的刘统勋考中进士,随后陆续出任右春坊、左春坊官职,从事记注、纂修等工作。

乾隆年间,升任刑部侍郎等职务的刘统勋,开始对朝堂之事发表尖锐意见——刘统勋为人秉直,刚正不阿,若遇贪官污吏、违法舞弊,必要上书弹劾。他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太仓州御史毛之玉丁忧在籍期间,大肆收受贿赂,身为御史知法犯法,性质十分恶劣。刘统勋将此事上书弹劾,使得毛之玉被连降三级。

而最有名的,莫过于刘统勋对权臣发起的挑战。他弹劾三朝老臣、大学士张廷玉发展朋党,弹劾军机大臣讷亲办事推诿。

刘统勋在上奏中提出,张氏及其世姻姚氏,占据了登仕者的半壁江山,人数极多。虽然当中不是人人皆可出头,但刘统勋认为,这不过是张廷玉故意“抑其升迁之路,使之戒满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的布局策略。

而对讷亲,刘统勋则说他“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避其锋,部中议覆事件,或辗转驳诘,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

乾隆收到刘统勋的奏折后,先是颇为震惊,区区一个御史竟敢上书弹劾朝廷倚重之臣?但冷静过后,又是欣喜的,此等敢言直谏的官员的出现,是“国家之祥瑞也”。

当然,在最终的处理上,乾隆还是选择为两位大臣说话,认为这些事应该是不存在的,从而保全了权臣的颜面。同时,也肯定了刘统勋直言上谏的行为。最后,不忘警告其他人,不要企图把弹劾权臣作为晋升的捷径,扰乱朝堂纲纪。

尽管乾隆没有解决刘统勋提出的问题,但这一次上谏,让乾隆狠狠地记住了他,这才有了后来的重用。

刘统勋也没有让乾隆失望。他始终勤勤恳恳、不遗余力,力求造福百姓,佐君辅国。

乾隆十八年(1753),刘统勋与尚书策楞行视江南河工,查探高邮堤决口的原因。一查,发现是一起贪污导致物料亏空的“人为事故”。于是,就揭发了高斌、张师载贪污一案。顺便给全国水利之臣发出警告,让他们不敢造次,收敛贪污行为。此后,相关的人祸确实减少了,百姓不致受苦。

除了厘正风气,在治水实操上,刘统勋也有巨大贡献。他曾多次进行实地勘察,提出了引河减轻堤口压力的办法,绘图上奏,监督施工。最终,成功治水,大惠黎民百姓,因此,人们在黄河边上为他建立了生祠。

由于刘统勋政绩突出,乾隆对这位汉臣十分看重,将刘统勋与鄂尔泰、张廷玉、傅恒、来保一同称为“五阁臣”。

虽然,数十年的君臣相伴中,也有因意见相左发生争吵、降职处分等情况,但总体上,乾隆对其十分恩宠,总是为他破例。

在他外任陕西布政使时,因统领军务的需要,乾隆特赐他孔雀花翎,刘统勋成为第一个获赐花翎的外任文官。

乾隆三十六年(1771),刘统勋被任命为首席军机大臣,打破了这一职位不得任用汉臣的惯例。

两年后,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一月的某个清晨,在刘统勋一如既往的入值路上,这位70多岁的老者忽然旧疾复发,原路返回。乾隆听闻后,立刻派御前大臣携药前往救治。然而,还是没来得及挽救这名股肱之臣的性命。

刘统勋去世后,乾隆亲自到其府邸祭奠时,乘着轿子来到正门,发现无法通过——门实在太小了。乾隆下轿,步行入内,环顾这位清廉、朴素的能臣的宅子。回到乾清门时,乾隆终于忍不住,向身边的臣子说:“如刘统勋方不愧为真宰相,汝等宜效法之!”

赵翼曾作诗说“清白门无暮夜金”,记的便是旧时湖南巡抚曾派人暮夜呈上千两银子,行贿刘统勋,而遭到刘统勋一把拒绝的事。

凭借生前忠君为国和廉洁奉公,刘统勋死后“晋赠太傅,入祀贤良祠,赐祭拜,谥文正”。这都是汉臣难得的殊荣。

乾隆十六年(1751),刘统勋的长子刘墉中进士,时年32岁。这一年,刚好是刘统勋做主考官。

理论上,科举考试中需要回避,但刘统勋没有,这不免引发外界猜测,盛传刘墉被钦点状元。当然,这并不是事实。刘统勋的不避嫌,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他的公正,敢于面对朝野的检视。

中进士后,刘墉先进入翰林院做庶吉士。虽然是翰林院中最下等的职位,但是,干得好就是最容易升迁的职位——天子近臣预备役。

入仕没几年,还没干出点啥成绩,刘墉就因为父亲刘统勋在巴里坤、哈密驻兵一事上失旨获罪而受到牵连,被夺职下狱。

郁闷透了。

不过,随着刘统勋危机的化解,刘墉官复原职。不久,出任安徽学政,后调任江苏学政,开启自己的兴学政治生涯。

江苏学政一职,与他省学政有所不同,这是由江苏的经济、文化地位决定的。作为清代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江苏士人及其背后的科举家族,势力强大。乾隆对刘墉的职务安排,大有深意。

这一安排,应与刘墉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上奏揭发安徽捐纳贡监乱象有关。他在奏折中提到,当地贡监生人数很多,但他们既不参加岁考,也不去学习,不学无术,横行乡里,负责考核的教官也拿他们没办法。因此,他提出要调整捐纳贡监生的管理办法,整顿学风。

如此见识,受到了乾隆的认可,于是,江苏学风的整顿也交到了刘墉的手上。

在任三年,该是成效不错,否则,乾隆也不会在其任江苏学政时题诗曰:“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这是诸城刘氏的又一项殊荣。

在民间,刘墉声名大振,则与他多年来清廉为官、公正判案的事迹息息相关。当时,民间对其评价很高,把他比作包孝肃(包拯)。说书艺人以他为原型,半虚构地塑造出《刘公案》鼓词中的父母官形象,寄寓百姓对清明吏治的向往。

乾隆四十七年(1782),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贪纵营私,刘墉奉旨偕同和珅、钱沣赶赴山东审理此案。期间,和珅有意偏袒国泰,钱沣据理力争,刘墉主持正义,终使国泰伏法。

不过,刘墉在乾隆朝的仕途,始终比不上父亲刘统勋。这与乾隆后期极度宠信和珅有关。面对乾隆专宠于和珅,刘墉多少有些“躺平”,采用模棱、滑稽的方式来消解困境。

和珅当权时,朝臣纷纷效仿他奢华的风格,集体穿戴华丽去上朝。对于这种行为,刘墉很瞧不上,故意穿着破旧的衣服上朝,在朝班的行列中显得尤其“突出”。

他有一次忍不住说:“吾自视衣冠体貌,无一相宜者,乃能备位政府,不致陨越者,何也?寄语郎署诸公亦可以醒豁矣!”我不跟风,显得格格不入,但也不至于在官场摔跤跌倒,这是什么原因呢?诸位应该都清楚啊!言外之意,是要大家凭实力做官,才能站得稳,行得远。

刘墉与和珅的斗智斗勇,直到乾隆死后才落下帷幕。

与乾隆不同,新天子嘉庆对刘墉十分信任,以“定册元老”待之,并借助刘墉的力量,彻底铲除和绅势力,澄清了官场风气。

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颜老太的九十大寿,嘉庆会亲自下旨祝寿了。

为继母祝寿回京没多久,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05年1月24日),刘墉便离世了。嘉庆获悉后,加恩晋赠太子太保,入祀贤良祠,赐谥号“文清”。

由于刘墉书法成就突出,嘉庆还命人将其书法作品摩勒石上,是为《清爱堂石刻》。

刘墉病逝后,嘉庆在谕旨中专门提到,让刘墉的侄子刘鐶之赴京处理丧事。这个刘鐶之,是刘氏家族出任高官的最后一人。

刘鐶之幼年丧父,抚养于伯父刘墉家,从小便受刘墉教诲,学识出众。乾隆五十四年(1789),刘鐶之高中进士,先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官至兵部尚书,为从一品官员。

数十年宦海浮沉中,刘鐶之曾因天理教徒攻打紫禁城事件而获罪贬官。但嘉庆惦念他是刘墉之后,手下留情,改为留用。后来,刘鐶之在行政改革、缉捕逆匪等政事上屡有建树。

道光元年(1821),刘鐶之去世,道光嘉许他“明白敢言”,赐谥号“文恭”。

自刘鐶之逝世后,诸城刘氏在科举上考得功名之人日益减少,虽仍有多人为官,但都是州县七、八品的小官员,再也没有出过深入朝堂的高官。随之,刘氏家族在朝堂上的影响力锐减,声望大不如前。

但换个角度来看,刘氏子孙实则为官在基层,一直恪守清廉家训,为百姓干实事,发光发热。也因此,诸城刘氏家族以几位名臣为首,众多基层官员为辅,树立了世代流传的好名声。

有研究者指出,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社会混乱、秩序颠覆的政局下,曾一度兴起刘墉研究热,究其原因,是当时社会急需清廉官员、树立循良行政法规。这股研究热潮的出现,与当年《刘公案》的诞生异曲同工。

如今,“科举家族”的辉煌和荣光已不复存在,但诸城刘氏,早已凭借独特的家学和为官风格,为后世留下了值得窥探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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