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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关于“刘汾附会刘巨容之子”观点文

刘巨容(826-889年),字德量,唐末为徐州大将。其个人事迹虽显于史册,但其家族信息史册却无痕。又方积六先生为文《〈大赦庵记〉真伪考》(《中华文史论丛》第3期),因其对刘汾先前的官职和履历信息不解而武断刘汾附会刘巨容之子,特结合诸方面资料信息对其观点进行驳斥。

唐末名将刘巨容

刘巨容之死

正史记载的刘巨容,其最后仕途的辉煌是在山南东道节度使的位置上。879年十一月,他与时任江西招讨使的曹全晸在湖北襄阳重挫了黄巢50万大军,又在唐僖宗逃命四川成都之际,响应当时宰相郑畋的传檄,“合诸道兵讨之”,因功“授南面行营招讨使,累兼天下兵马先锋开道供军粮料使、检校司空,封彭城县侯”(《新唐书-刘巨容传》)。但最后因宦官田令孜兄弟的诬告,于是龙纪元年(889年)十二月被杀。欧阳修在《新唐书-刘巨容传》里说“龙纪元年十二月(889年),杀巨容,夷其宗,生并死”。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龙纪元年十二月。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之在襄阳也,有申屠生教之烧药为黄金。田令孜之弟过襄阳,巨容出金示之。及寓居成都,令孜求其方,不与,恨之,是岁,令孜杀巨容,灭其族”。看来史载的刘巨容不仅“生并死”——炒家问斩,而且“夷其宗,灭其族”。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正史里虽没有记载刘巨容的子女,但是民间刘氏族谱却记载了他有三个儿子:汾、迴、迪。迄今已经知道的有其长子刘汾的后裔和其三子刘迪的后裔。而刘汾有十四子,后裔甚众,广居大江南北,甚至海内外。由此可见刘巨容虽遭灭族,但当时还是有“漏网之鱼”的。唐末司图空《刘汾行状》记:“景福元年(892年)西川节度使王建奏,复原秩”,也就是刘巨容被杀后的第三年刘家得到了朝廷的诏赦,长子刘汾恢复原先的官职,镇守信州一带(今上饶市)。因此刘巨容并没有身死而族灭,身后还是有子孙后裔的。

方积六先生的怀疑

刘汾的父亲是刘巨容,方积六先生认为是后人附会。他据《大赦庵记》里描述的刘汾官职信息于史实不符,写了一篇考证文章叫《〈大赦庵记〉真伪考》,怀疑刘巨容和刘汾之间的父子关系。我认为:其一,彭城刘氏名人很多,如唐末就有刘邺,僖宗时位至左仆射;又如

唐末刘瞻曾两度入相等,刘氏后人为何要找一个遭受灭族之罪的刘巨容做先祖呢,与理不合。其二,从江西刘氏旁支的记载也可以看出刘汾的确是刘巨容的儿子。宋代兴国丞刘永撰写的《南昌刘氏谱序》称“巨容三子,长汾笫十四,次迴第十八,冠军过继孟昭,季迪第十九”。江西南昌刘氏为汉光武帝后裔,与刘汾一支并不同宗派。两家当时有缘,是因为南昌刘氏称,他们的唐末先祖刘奭曾与刘汾一起避黄巢难于江西信州之“赖家源”。所以南昌谱载“先是,乾符二年(875年),丹阳居士奭,偕汾避乱因即赖家源而居之”。875年正是唐末起义大规模爆发的第一个年头,当时王仙芝、尚让等在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发动起义。五月,黄巢与同族兄弟﹑子侄黄揆和黄恩邺等八人募众数千响应。接着王、黄两军会合,协同作战,东攻沂州(今山东临沂)不克,西向进攻洛阳周围地区,势不可挡。可见,避难一说可能比较符合实际。其三,刘汾后裔撰写的刘氏族谱称,刘汾的长子刘汉兴在刘汾逝去后当年想回徐州,但因藩镇相互间的侵扰而未能成行,最后在父役后三年独自回徐州了。这说明刘巨容身后或许余留有人迹在徐州,长孙回去尽孝道了。如果刘汾与徐州之将刘巨容没有父子关系,那么刘汉兴回徐州干什么呢?

说到刘巨容的子孙,这里特别要提一下刘汾的女儿金姑。江西弋阳县的大赦庵是刘汾女儿出家为尼的地方,至今金姑的墓冢还在那里。大赦庵旁边原先还有“七诏寺”,是因唐昭宗曾七次诏令刘汾回朝做官而得名,所以寺叫“七诏寺”,庵叫“大赦庵”。刘氏族谱里也有刘金姑的画像和简介。女儿出家为尼是光宗耀祖的事吗?刘氏后人或许会夸大其先祖的官职和功绩,但不会无缘无故捏造个金姑出家为尼这样的事情来。更因为此,我认为七诏寺并大赦庵初次建立应该在刘汾建在的时代(景福元年建),而《大赦庵记》或许就是刘汾当年所作,但当初并非仅仅为了大赦庵,还有七诏寺,因此刘汾可能写过一个《庙宇记》,但后来由于历史风雨的侵蚀,仅存大赦庵了,后代为了拔高先祖而对原文进行了修改,但因不熟悉唐史而矛盾重重。

至于刘氏后人夸大其词,我认为这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当今的各个姓氏族谱,谁家的先祖官职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其实,从南昌刘氏谱的信息不难发现“汾立功,中和初,屡官知制诰,转信州军押衙团练击讨使”。中和初,也即881年时候的事,当时刘巨容正在山南东道节度使任上(刘巨容任节度使879-885年),权柄赫赫。此时,刘汾因其父的缘故在信州那个地方任个地方官应该问题不大。

刘巨容当时的权力有多大呢?《新唐书-冯行袭传》:“巨容部将冯行袭者,均州武当人,以谋勇称里中。中和初,行袭乘胜逐刺史吕烨,据均州,巨容因表为刺史”。又五代时王定保著《唐摭言-卷十》载“欧阳澥者,四门之孙也,薄有辞赋,出入场中仅二十年。善和韦中令在阁下,澥即行卷及门,凡十余载,未尝一面,而澥庆吊不亏。韦公虽不言,而心念其人。中和初,公随驾至西川命相,时澥寓居汉南,公访知行止,以私书令襄帅刘巨容俾澥计偕,巨容得书大喜,待以厚礼,首荐之外,资以千余缗,复大宴于府幕”。由此可见作为一方藩镇的刘巨容,即使其子没有什么功劳,因其地位和权利的影响,儿子做个信州地方官不无可能,何况刘汾自身或许有功。而方先生又所谓“信州押衙,团练讨击使”是否其时有此官职,我想也许是为了抵抗黄巢起义军在江西一带的活动,刘汾曾任某官职,但因官职不大,最后湮灭于历史,后人重新拾起一个也无妨。另,“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上柱国镇南军节度使上将军右仆射,实景福二年十二月也”,南昌刘氏谱说刘汾任职显赫是在景福二年(892年)。从这些官职看,除了镇南军节度使外,其他基本为虚职。不难想象这些官职原本是给刘巨容追赠的,后来朝廷念其父亲冤屈之故,加封给其长子或给其长子世袭父爵应当顺理成章。藩镇一方的节度使有罪遭诛,但一旦赦免了,朝廷不会考虑追赠吗?否则今后何以让臣下为皇家死力呢?因此,从这一点看,也侧面反映了刘巨容和刘汾之间有父子的继承关系。当然,唐昭宗时,各方诸侯称霸,中央无权,皇帝也难说不大肆封官,邀赏臣下竭力。所以我的观点:对刘汾最后的官职应信其有,而其前期的官职或信其无。

又方先生为文称,“刘汾进士科出身应当懂得封建礼教,但他在《大赦庵记》里直呼其父刘巨容不讳,这样称呼是少见的。以上说明《大赦庵记》说刘汾是刘巨容儿子也是后人附会旧史而作”。而我所见到的江西刘氏族谱里载录的《大赦庵记》名字叫“尚书公自述居官政事并施产造寺说略”,其中提及刘巨容时称“父”,并没有直接呼“刘巨容”,如“会父与曹全晸”等等,《全唐文》直接说“会父刘巨容与曹曹全晸”可能是编者所加,目的是为了方便读者,否则还要让读者去文献典籍去查证,不嫌麻烦嘛!如果因此而说刘汾附会刘巨容之子,未免有点武断了。

结束语

总言之,方先生为文称《大赦庵记》有不实甚至虚假内容,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史学工作者,是有其考证的理由和文史根据的,但因文而全盘否定刘氏父子关系,未免有点牵强,刘巨容有三个儿子应是符合史实的。这样说来,我很怀疑方先生于1981年撰写考证时是否了解到民间还存在刘巨容的后裔,且看到过刘氏诸谱,以及其是否亲自到江西弋阳曹溪镇进行过实地考察。族谱虽不如正式的文献典籍值得采信,其中不免有虚妄的内容,但它是口传的历史载体,是父子相传的,除了有些内容的确是炫耀门庭之外,其中蕴含的某些信息是完全可以弥补了官家之缺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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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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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这篇文章没有任何说服力。

    Flying_Man8个月前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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