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关于“刘汾附会刘巨容之子”观点文

刘巨容（826-889年），字德量，唐末为徐州大将。其个人事迹虽显于史册，但其家族信息史册却无痕。又方积六先生为文《〈大赦庵记〉真伪考》（《中华文史论丛》第3期），因其对刘汾先前的官职和履历信息不解而武断刘汾附会刘巨容之子，特结合诸方面资料信息对其观点进行驳斥。

唐末名将刘巨容

刘巨容之死

正史记载的刘巨容，其最后仕途的辉煌是在山南东道节度使的位置上。879年十一月，他与时任江西招讨使的曹全晸在湖北襄阳重挫了黄巢50万大军，又在唐僖宗逃命四川成都之际，响应当时宰相郑畋的传檄，“合诸道兵讨之”，因功“授南面行营招讨使，累兼天下兵马先锋开道供军粮料使、检校司空，封彭城县侯”（《新唐书-刘巨容传》）。但最后因宦官田令孜兄弟的诬告，于是龙纪元年（889年）十二月被杀。欧阳修在《新唐书-刘巨容传》里说“龙纪元年十二月（889年），杀巨容，夷其宗，生并死”。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龙纪元年十二月。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之在襄阳也，有申屠生教之烧药为黄金。田令孜之弟过襄阳，巨容出金示之。及寓居成都，令孜求其方，不与，恨之，是岁，令孜杀巨容，灭其族”。看来史载的刘巨容不仅“生并死”——炒家问斩，而且“夷其宗，灭其族”。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正史里虽没有记载刘巨容的子女，但是民间刘氏族谱却记载了他有三个儿子：汾、迴、迪。迄今已经知道的有其长子刘汾的后裔和其三子刘迪的后裔。而刘汾有十四子，后裔甚众，广居大江南北，甚至海内外。由此可见刘巨容虽遭灭族，但当时还是有“漏网之鱼”的。唐末司图空《刘汾行状》记：“景福元年（892年）西川节度使王建奏，复原秩”，也就是刘巨容被杀后的第三年刘家得到了朝廷的诏赦，长子刘汾恢复原先的官职，镇守信州一带（今上饶市）。因此刘巨容并没有身死而族灭，身后还是有子孙后裔的。

方积六先生的怀疑

刘汾的父亲是刘巨容，方积六先生认为是后人附会。他据《大赦庵记》里描述的刘汾官职信息于史实不符，写了一篇考证文章叫《〈大赦庵记〉真伪考》，怀疑刘巨容和刘汾之间的父子关系。我认为：其一，彭城刘氏名人很多，如唐末就有刘邺，僖宗时位至左仆射；又如

唐末刘瞻曾两度入相等，刘氏后人为何要找一个遭受灭族之罪的刘巨容做先祖呢，与理不合。其二，从江西刘氏旁支的记载也可以看出刘汾的确是刘巨容的儿子。宋代兴国丞刘永撰写的《南昌刘氏谱序》称“巨容三子，长汾笫十四，次迴第十八，冠军过继孟昭，季迪第十九”。江西南昌刘氏为汉光武帝后裔，与刘汾一支并不同宗派。两家当时有缘，是因为南昌刘氏称，他们的唐末先祖刘奭曾与刘汾一起避黄巢难于江西信州之“赖家源”。所以南昌谱载“先是，乾符二年（875年），丹阳居士奭，偕汾避乱因即赖家源而居之”。875年正是唐末起义大规模爆发的第一个年头，当时王仙芝、尚让等在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发动起义。五月，黄巢与同族兄弟﹑子侄黄揆和黄恩邺等八人募众数千响应。接着王、黄两军会合，协同作战，东攻沂州(今山东临沂)不克，西向进攻洛阳周围地区，势不可挡。可见，避难一说可能比较符合实际。其三，刘汾后裔撰写的刘氏族谱称，刘汾的长子刘汉兴在刘汾逝去后当年想回徐州，但因藩镇相互间的侵扰而未能成行，最后在父役后三年独自回徐州了。这说明刘巨容身后或许余留有人迹在徐州，长孙回去尽孝道了。如果刘汾与徐州之将刘巨容没有父子关系，那么刘汉兴回徐州干什么呢？

说到刘巨容的子孙，这里特别要提一下刘汾的女儿金姑。江西弋阳县的大赦庵是刘汾女儿出家为尼的地方，至今金姑的墓冢还在那里。大赦庵旁边原先还有“七诏寺”，是因唐昭宗曾七次诏令刘汾回朝做官而得名，所以寺叫“七诏寺”，庵叫“大赦庵”。刘氏族谱里也有刘金姑的画像和简介。女儿出家为尼是光宗耀祖的事吗？刘氏后人或许会夸大其先祖的官职和功绩，但不会无缘无故捏造个金姑出家为尼这样的事情来。更因为此，我认为七诏寺并大赦庵初次建立应该在刘汾建在的时代（景福元年建），而《大赦庵记》或许就是刘汾当年所作，但当初并非仅仅为了大赦庵，还有七诏寺，因此刘汾可能写过一个《庙宇记》，但后来由于历史风雨的侵蚀，仅存大赦庵了，后代为了拔高先祖而对原文进行了修改，但因不熟悉唐史而矛盾重重。

至于刘氏后人夸大其词，我认为这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当今的各个姓氏族谱，谁家的先祖官职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其实，从南昌刘氏谱的信息不难发现“汾立功，中和初，屡官知制诰，转信州军押衙团练击讨使”。中和初，也即881年时候的事，当时刘巨容正在山南东道节度使任上（刘巨容任节度使879-885年），权柄赫赫。此时，刘汾因其父的缘故在信州那个地方任个地方官应该问题不大。

刘巨容当时的权力有多大呢？《新唐书-冯行袭传》：“巨容部将冯行袭者，均州武当人，以谋勇称里中。中和初，行袭乘胜逐刺史吕烨，据均州，巨容因表为刺史”。又五代时王定保著《唐摭言-卷十》载“欧阳澥者，四门之孙也，薄有辞赋，出入场中仅二十年。善和韦中令在阁下，澥即行卷及门，凡十余载，未尝一面，而澥庆吊不亏。韦公虽不言，而心念其人。中和初，公随驾至西川命相，时澥寓居汉南，公访知行止，以私书令襄帅刘巨容俾澥计偕，巨容得书大喜，待以厚礼，首荐之外，资以千余缗，复大宴于府幕”。由此可见作为一方藩镇的刘巨容，即使其子没有什么功劳，因其地位和权利的影响，儿子做个信州地方官不无可能，何况刘汾自身或许有功。而方先生又所谓“信州押衙，团练讨击使”是否其时有此官职，我想也许是为了抵抗黄巢起义军在江西一带的活动，刘汾曾任某官职，但因官职不大，最后湮灭于历史，后人重新拾起一个也无妨。另，“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上柱国镇南军节度使上将军右仆射，实景福二年十二月也”，南昌刘氏谱说刘汾任职显赫是在景福二年（892年）。从这些官职看，除了镇南军节度使外，其他基本为虚职。不难想象这些官职原本是给刘巨容追赠的，后来朝廷念其父亲冤屈之故，加封给其长子或给其长子世袭父爵应当顺理成章。藩镇一方的节度使有罪遭诛，但一旦赦免了，朝廷不会考虑追赠吗？否则今后何以让臣下为皇家死力呢？因此，从这一点看，也侧面反映了刘巨容和刘汾之间有父子的继承关系。当然，唐昭宗时，各方诸侯称霸，中央无权，皇帝也难说不大肆封官，邀赏臣下竭力。所以我的观点：对刘汾最后的官职应信其有，而其前期的官职或信其无。

又方先生为文称，“刘汾进士科出身应当懂得封建礼教，但他在《大赦庵记》里直呼其父刘巨容不讳，这样称呼是少见的。以上说明《大赦庵记》说刘汾是刘巨容儿子也是后人附会旧史而作”。而我所见到的江西刘氏族谱里载录的《大赦庵记》名字叫“尚书公自述居官政事并施产造寺说略”，其中提及刘巨容时称“父”，并没有直接呼“刘巨容”，如“会父与曹全晸”等等，《全唐文》直接说“会父刘巨容与曹曹全晸”可能是编者所加，目的是为了方便读者，否则还要让读者去文献典籍去查证，不嫌麻烦嘛！如果因此而说刘汾附会刘巨容之子，未免有点武断了。

结束语

总言之，方先生为文称《大赦庵记》有不实甚至虚假内容，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史学工作者，是有其考证的理由和文史根据的，但因文而全盘否定刘氏父子关系，未免有点牵强，刘巨容有三个儿子应是符合史实的。这样说来，我很怀疑方先生于1981年撰写考证时是否了解到民间还存在刘巨容的后裔，且看到过刘氏诸谱，以及其是否亲自到江西弋阳曹溪镇进行过实地考察。族谱虽不如正式的文献典籍值得采信，其中不免有虚妄的内容，但它是口传的历史载体，是父子相传的，除了有些内容的确是炫耀门庭之外，其中蕴含的某些信息是完全可以弥补了官家之缺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