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客家人？客家人界定

何谓客家人？至今众说纷纭。我是梅县籍的地道客家人，过去人知道李姓来源于陇西（即今兰州），原为汉贵族，祖号为陇西堂，经过魏晋以来多次的历史性的迁徙，才到梅县。李氏高祖为李火德公，系李世民后裔。部我何谓客家人，我只能回答：从陇西南迁至梅县的汉族人，或叫作客他乡的汉族人，就是客家人。很多客家人就像我一样用这种习惯性的说法来回答，而且沿用至今，甚至连专门研究客家人的学者，如著名的史学家罗香林教授，也持这种说法。这种说法准确吗？显然是不准确的，或说不科学的。汉人由陇西、陕西、河南一带南迁历时二千余年，大的迁徙就有五六次。到福建、广东等地的汉人，实际上有的形成客家人，有的则形成福老人，还有的广州人、海南人等等。如后唐农民起义将领之一的王审知，在河南洛阳失利，作战略转移至福建，最后割据福建，号称闽王，变成福老人了。宋代朱熹，祖籍河南，定居徽州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讲学，为著名的理学家，却又成为真正的客家人。所以，界定客家人，要有一个科学的尺度，不能只从源来确定。尽管源流说在一定意义上也能解释我们姓李的南迁梅县形成客家人这一史实，但说明不了汉民族多民系的复杂演变问题，尤其南迁后的演变结果殊异，就值得学者深入研究了。

两岸客家人

本世纪三十年代，国内外学术界曾对客家源流、语言、文化等作了多方面的探讨研究，但对客家人的界定众说纷纭：有人从民族学角度，说客家人是南蛮东夷未被开化的少数民族；有的说是蚩尤一族的后代；有的外国学者竟恶意贬称为　犭客　人，不属汉族；有人从户籍角度，把客家人与客籍等同起来，中原南徙到闽粤的汉人，托庇于大姓，乃出现所谓给客制度，即所谓“客籍”、“客人”，这种户籍概念的客，却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客家人的源由和界定。这些观点，都值得商榷。总之，我觉得界定客家人，应该全面地、本质地对家客人进行科学概括，即应从民族概念的内涵共性和构成民系的特性即个性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科学概括，特别是对客家民系的个性特征作出科学概括，给予准确的定义，在实际生活中能得到有说服力的验证。

那么，什么叫做客家人呢？我认为可概括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汉民族的独特稳定的客家民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具有独特稳定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即客家精神）。凡符合上述稳定特征的人，就叫客家人，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客家人。

为了叙述方便，下面分几个方面阐明。

客家人是汉族中独特稳定的民系之一

罗香林所著《客家源流考》一书，论证客家人是汉民族的一支民系，南迁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次东晋“五胡乱华”；第二次唐末黄巢事变；第三次为宋朝受金人入侵；第四次为明末满人入侵；第五次为清同治年间受广东西路事件和太平天国事件影响。台湾中央大学范绮教授则认为客家人来源有三：第一批来自秦朝；第二批为东晋南渡；第三批则为南宋南迁。特别提出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曾派遣大军驻守广东北部大庾岭，防止南蛮入侵，秦传二世亡国后，那些军队不愿北返，继续留在当地，成为客人。可见，罗香林大师所说五次，再加上范绮指出秦朝一次，应算六次为宜。李松庵先生所写《客家人几次南迁初探》一文（见《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第一期），就汉民族六次南迁形成家客民系的历史，作了简明概述，可看成是客家源流论的综合。

现在，已经搞清楚了三点：一是客家人是流民族的一支重要的民系；二是客家人是汉民系的独特而稳定的群体；三是客家人的聚集地应视为赣南、闽西、粤东这块三角区，这里有二十九个纯客县，是家家人的大本营。宁化是宋末以前客家人南迁的集散中转站；嘉应州（现梅州市）是明末清初客家人的中转站。客家人所以成为汉民族的重要民系，是因为客家人原本就是中原汉族人，因防范和开发“南蛮”、宫廷内哄受贬、战

乱和自然灾害等种种原因，形成了六次大南徙，与南方的百越族（主要是畲、黎、瑶等族）融合而成一支独具特色的民系。所谓独具特色，就是既保留了中原文化主流特征，又容纳了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精华，而形成的新的文化意识特点，显示为一支独特的汉族民系，即闽、粤、赣系，也就是客家民系。有的国内外学者，常把客家人说成是“汉族”或“中华民族”，这是把“民族”、“民系”混为一谈所致，显然是不妥的。

客家人所以能成为汉民系的独特而稳定的群体，是因为漫和的南徙历史都是大批移南方定居，取得“客籍”、“客户”资格的人，才能称为客家人。我认为这种解释是不准确的，也不符合事实。因为汉族人南迁，不论几次，只要原来确是中原汉民族人，以具备客家人的其他共同特征，包括语言、习俗、精神等，就能称为客家人，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客家人。只抓住源流这一历史事实，加以绝对化，就无法解释为什么都是经历五次南迁的汉人，有的成了客家人，有的就成不了客家人，却变成其他汉民系的人。须知，汉民系有五大民系，即：越海系（江浙系）、汀赣系、南海系（两广本地系）、闽海系（福霰老系）、闽粤赣系（即今日之客家人）。由此可见，闽粤赣系和以后扩展出去人，才能称之为客家人。

客家话是客家人的独特语言

东南亚研究专家许云樵教授在《客家话音韵研究》一文中说：东南亚华人的方言，常被分为闽南、福州、客家、海南及外江等七种方言。外江帮除外，“其他六帮中有两大派系：一派是粤音（广府话）；一派是闽音，包括闽南话、潮州话和海南话。福州话则是介于吴语和闽语之间的一种方言。而以客家话最特别，和粤、闽二方都无关系，与中州音韵却有不少相通的地方。”这里讲的最特别主要指两点：一是保留了中州音韵；二是不同于粤、闽方音，也和粤、闽二方都无关系。美国耶鲁大学韩廷敦教授在《种族的品性》一书中说：“客家人原出北方，他们的方言，实在是一种官话，像中州河南的话。”所谓中州音韵、中州话，就是郑州土话，与现在的客家话非常相似。清陈兰甫著《均韵考》一书说：“客人语言，证之周德清《中原音韵》无不合。”音韵大师章太炎又在《客方言．字》中说：“广东称客籍，以嘉应诸县为宗，大抵本之河南，其声音亦与岭北相似。”以上说明中外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从语言学的角度，证明客家话源于中原，保留河南中州音韵，是河南的官话，也是土话。以梅县话为标准的客家话更接近官话，又证明客家人来源于中原，是汉民族的一支民系，还证明这种客家话是独特的，而且是较稳定的。尽管和少数民族（如百越族等）长期交融，形成客家话的多样性，不同程度夹杂入畲、瑶、黎等少数民族方言成份，但从整体看，仍保持客家话的主体性。这是因为客家人具有独特汉民系稳定群体的历史渊源，特别是闽、粤为岭南山脉所阻隔，所受影响渗透较少，才有可能保存着一些较古的方音，形成客家话的特色，而且世代相传至今。

客家话保留的中州音韵，历时千年，至今基本不变。语言是一种最好的凝聚手段。客家居处，多穷乡僻壤，交通阻塞，这是造成语言稳定性的地理环境因素。此外，还有一重要因素，就是客家人历史形成的文化心态，正如客家谚语所云“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把不讲客家话，看成是忘本叛祖行为，所以形成顽强保持乡音的心理驱力。现在客家地区婚姻习俗中，仍以男女双方能否保持或学会客家话，作为能否巩固爱情、百年偕老的标志、如忘却客家话，往往会引起婚变。这就加强了客家话的稳定性。正由于这一习俗，使客家人的后裔，顽强保留客家话而世代相传，越是侨居国外，就越被强化，即使十代八代前高祖就迁离客家地区，到海外或国内非客家地区，其后裔亦可操客家话。如孙中山的上祖本广东紫金客家人，后迁增城，最后迁于中山县翠亨村，待孙中山出生时，已隔七代，孙出生在广府话地区，以讲广府话为主，但也不忘客家话，在长期革命年代，他遇到广州人来访进广府话，遇到客家人来访，就用客家话会话，至死不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客家人有特殊的客家文化和习俗

从客家文化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角度看，原本客家的文化意识主导和特征是儒家的人文精神，其主要内涵即指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仁信礼智．．．．．．。进入近代，产生了新的变化，客家文化意识的基本特征是：既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又富于求实的精神，具有重名节、薄功利，重孝悌、薄强权，重文教、薄无知，重信义、薄小人等为人处世的道德价值观念。

客家人文化形成丰富多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十分重视教育。法国天主教神父赖里查斯，曾在梅县传教二十余年，１９０１年著有《客法词典》，在自序中说：“在嘉应州（今梅州市），这个不到三四十万人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随处都是学校，一个不到三万人的城中，便有十余间中学和数十间小学，学生的人数，几乎超过城内居民的一半。在乡下每一个村落，尽管那里只有三五百人，至多亦不过三五千人，便有一个以上的学校。因为客家人的每一个村落都有祠堂，那就是他们祭祀祖先的所在，而那个祠堂也就是学校。全境有六七百个村落，都有祠堂，也就有六七百个学校，这真是一桩骇人听事实，按人口比例来产，不但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相比较，就是较之欧美各国也毫无逊色。”四十年代末，梅县就有三十四所中学，普及中学教育为全国之冠。

为什么客家的教育会如此发达呢？主要原因是由经济环境所促成，如梅州这块地方，山多田少，粮食不够，男子必须出外谋主，而学习谋生技能，必先知书识字；且祖先原由北方迁来，多为门户清高人士，都存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传统观念，形成“男人志在四方”，决不“做灶下鸡”、不“　扌尼　泥卵”（意务农），留守家园最没出息等深层意识。因此，他们便极力想法办学堂，加上他们有一整套的办学规约和政策，如凡有学校的乡村，均有公堂田，收入作为学校经费，男人出洋发了财，都争着向家乡投资教育，淡化办学堂，捐建校舍和捐献图书、设备，普遍实行奖学金和优待教师子女亲属大多数能获得免费上学的机会，接受中小学教育。这些成功的经验，至今对发展教育事业，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客家的民俗，不论衣食住行，婚丧喜庆，岁时节庆，均有一套独特的习俗。这里讲一点最突出的习俗，就是客家人最讲卫生，天天洗澡，客家妇女为了适应南迁跋涉的环境和生存自食的需要，首先获得“束胸”、“裹足”的解放，个个宽胸大脚，勤于农耕，体态健美，成为家庭生产、生活的主角。好们喜唱山歌，出口成章，优美动听，多以情歌联姻，富有健康美德，难怪世界著名人种学家英人史禄国高度称赞说：“中国最卫生、勤劳和进化的民族，就是客家人。”爱德尔在《客家人种志略》、《客家历史纲要》二书中说：“客家人是刚柔相济、既刚毅又仁爱的民族，而家客妇女，更是中国最优美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客家民族是牛乳上的乳酪，这光辉，至少有百分之七十是应该属于客家妇女的。”

客家人的独特民居，是举世闻名的围楼、四方楼、土屋、引起世界建筑学界的关注和深入研究。

更有趣的是客家人在宗教信仰上是多神论的群体，一个家庭可设立十几个神位，庵庙、土地庙林立，无处不见，数千年来香火不断。而最引人注目、值得深入研究的是：神权政权统一中，又有新的形式出现。许多客家地区，几乎找不到城隍庙，却到处可以看到关帝庙，香火之旺，超过佛庙大雄宝殿，且给关帝庙赋予城隍庙的职能，如天旱祈求下雨，久雨祈求天晴，瘟疫流行祈求消灾祛病，出远门祈求平安，添丁祈求保佑等等，均将关公神像（多木雕），用四人大轿抬出游村、乡街道，或设坛供祭，十分虔诚。每家每户正大门二扇门的上端，恭贴关公坐正位，关平、周仓站立两侧的彩色画像（俗称“门神”），使关公又充当了保家驱邪的卫官，扮演了钟馗驱邪逐鬼的角色。甚至在现代城市的香港，几十层的高楼底墙角，年节也贴有关公像，设香案，求保佑，此乃香港客家人所为。为什么客家人在尊神活动中如此特别崇奉关云长呢？主要是客家人长期迁徙流漓，坎坎坷坷，极需有一精神寄托，用崇义来凝聚群体，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便自然把关公看成是义的化身，当作神来崇拜，又赋予更多的精神寄托。这就产生了上述有趣的演化。

客家人具有独特的客家精神

客家人具有中华民族共有的民族精神、优良品质，如勤劳勇敢、艰苦奋斗、俭朴持家、爱国爱民等德性。新加坡《世界客属人物大全》一书吴庆豪所写引言，把客家人的精神归结为：一、刻苦耐；二、刚强弘毅；三、辛勤创业；四、团结奋斗。这一概括，没有超出国华民族精神的共性外，还应有独特的个性，也就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独特的个性，也就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独特的客家精神，这种具有个性的客家精神就是革命精神和开拓精神。

日本著名学者山口县造在《客家与中国革命》一书中，对家家精神的概括是极为辟的。他说：“客家是中国最优秀民族，他们原有一种自信与自傲的气质，使其能自北胡骑之下，迁到南方，因此，他们的爱国心，比任何一族为强，是永远不会被人征服的。其后又受到海洋交通环境之影响，养成一种岛国人民之热血与精神．．．．．．。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着中国革命历程的决策人物有许多是客家人。如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几乎全部革命将领都是客家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除了他本人是客家人的４后裔外，其主要助手亦有许多是客家人，如廖仲恺、宋庆龄等。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朱德、叶剑英等也是客家人。这是因为客家人原就有自信自强的气质，迁徙南方的漫长历史，都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求生存、图进取，进行了卓绝拼搏、英勇奋斗，不革命就没有出路，这就造就了客家人具有一种革命进取的精神。

客家人的进取精神，不仅表现在革命上，敢于推翻旧制度，也表现在其他事业的开拓上。海内外的客家人都富有开拓精神。不说历史上客家人对国内国际经济文化的发展建树之丰，举世瞩目，引人骄傲，就现代而言，亚太地区出现的“四小龙”的龙头，多数是客家人及其后裔，在加速现代化进程上作出了惊人的贡献，是开拓现代化经济的典型。国内外客家人中涌现的具有极大影响的杰出政治家、外交家、科学家、文学家和成功的企业家、事业家等不胜枚举。《世界客属人物大全》一书，提供了如下资料：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财政部长胡锡道博士、马来西亚科学工艺中长杨国斯、缅甸总理吴奈温、奎西那总理张阿瑟、千里达总督何才、兰芳共和国开国元勋罗芳伯、美国夏威夷州长吴达和，等等，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又都是客家人。再如：郑景贵、张榕轩、梁碧如、张弼士、谢寿生、戴欣然，吴德志、胡文虎、杨溢灵、伍东白等客家人，都是成功的开拓型现代企业家。另外，著名外交家黄遵宪，爱国革命政治家、洋务活动家、教育家丁日昌，军事家叶挺，大文史学家郭沫若、巴金、罗香林、足球“球王”李惠堂，等等，也都是杰出的客家人，他们都富有创新和开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