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开七公为始祖的客家刘氏谱牒文化

以开七公为始祖的客家刘氏族谱有许多待解之谜。自沐公于后晋天福 2 年［937 年］丁酉岁始修立族谱、北宋月清公于 1079 年增修族谱，直下延至明代江西状元统升、1574 年连城宗长重修族谱的序文中才提及开七公为开基始祖的客家刘氏宗支，在清代的公元 1700 年，两广、江西、福建省四省裔孙商议于兴宁岗背高车头修建始祖开七公墓、榕树村建纪念始祖开七公祠，为什么既议决修墓建祠，却没有议决纂修以开七公为始祖的总族谱，又直延后至清代1783 年才有刘墉宗长所撰族谱面世，按旧时宗法制度祠谱是一体的，祠是为裔孙祭祀始祖而设，谱是记录祖训、祖产、各房裔孙的文书，祠是宗族的硬件，谱是宗族的软件，为什么当时的客家刘氏的宗长、前辈们，难道不了解如此的宗法制度？以开七公为始祖的客家刘氏是一个庞大的族群，探索他的谱牒文化，却历经了一个如此艰难漫长的历程。

中国谱牒文化的发展
要探索以开七公为始祖的客家刘氏谱牒文化，首先要了解中国谱牒文化的发展。谱牒是一个家族血缘关系的记录，古代还没有文字时，便有用结绳的方法、有用口耳相传的形式记录家族情况，这是文字产生之前记录家族世系的一种形式。有了文字以后，商、周两代以后便有用甲骨或在青铜器上记录家谱，写在布上的家谱，刻石碑上石塔上的家谱，写或印在纸上的家谱，这也是家谱的最主要类型。
中国的谱牒经历了从“民修”到“官修”再回归“民修”，担当过“为政治服务”的“选官”工具，然后再回归到寻宗、收族的宗法伦理功能。
魏晋时期, 人群中分成士族和庶族，士族有钱有势大力编写族谱，谱牒学于是得到大发展。在宋代以前的族谱，主要由朝廷设立专门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这种官修的谱牒是全国或某一郡所有士族家谱的汇编或选编，这种官撰的［百家谱］把每姓士族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详列其中，国家据此‘百家谱’选官、论人和通婚。那些庶族出身的官僚、富户，通过权势和金钱，胁迫或买通士族中的某些人，与士族合为一族（首先应是同姓），从而挤进士族的行列，这就是所谓的合族和通谱。魏晋以后，选拔官吏不要考试,不论能力,如果谱牒证明某人出生于名门望族,便可为高官,若出身卑微寒门,则永远只能充当低级官吏。正如郑樵说的:取士不论家世,婚姻不问阀阅。到了唐代，仍然由政府组织编撰《氏族志》、《姓氏录》,不过,这时门阀世族开始没落,寒门子弟可以通过科举当官参政。唐末黄巢起义,接着五代的衰乱，此类谱牒就随着战争和逃难而荡然无存了。

宋代以后，许多达官显宦出身于庶族，还有不少穷秀才参加科举当了官，但其中一些人连自己五代以上的祖先是谁都不知道。例如宋初的范质、王溥的家世，只能数到他们的父亲，魏仁浦幼时孤贫，父亲的名字史书上都没有记载，赵普的世系虽然能数到曾祖父，再往上也搞不清了（这种情况均见《宋史》本传），这些高官都是靠考中进士登上高位的，由于没有谱牒记载，家族的世系脉络只能靠口耳相传。北宋时政府不再开设谱局，政府不干涉还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样族谱编修方式由官修发展为私修，并且家谱功能也由“别选举，定婚姻，明贵浅”的社会政治功能，变为尊祖、敬宗、收族的伦理道德功能，宋代成了族谱编写的转折时期。
到了明、清时代纂修家谱蔚然成风，清代康熙、雍正皇帝号召修家谱，修谱热在全中国掀起高潮，但由于民间谱牒的修撰没有任何约束,一些修谱者为了提高宗族的社会地位，在谱牒中肆意攀附权贵、望族，修谱的质量却无法保证了。

刘姓的谱牒最晚在周代就有了。公元前 206 年，邦公建立汉朝后，源出尧帝后裔的祁姓刘氏一跃成为中华国姓。公元前 200 年，汉朝开始设立九卿一级的机构“宗正府”。 宗正府的领导者“宗正”官，规定由刘姓皇族成员担任。宗正府的一项职责是专门负责记录皇室世系、编修皇家玉牒、每年修一次［诸王世谱］。西汉、东汉共四百多年，凡是皇族成员，都统一由国家登记在册，其传递世系、昭穆亲疏一目了然，刘姓的谱牒应该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谱牒。但东汉末年的战争，刘姓的谱牒大都毁于战火，藏于宫中的玉牒不知去向。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刘氏世家大族，也修有自己的族谱。见诸于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刘姓族谱，是河南南阳［刘氏谱］，当年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也曾引用。现存最早的刘姓谱牒文献，是相传撰写于南朝大梁普通元年(520年)的一编［刘氏族谱序］。隋、唐、宋代 ，是中国谱牒学大发展的时期，见记载的有：刘复礼的［刘氏大宗血脉谱 1 卷］，刘知几的［刘氏家乘］(一作《刘氏家史》)15 卷、［刘氏谱考］3 卷、［刘晏家谱］1 卷、［刘沆家谱］、［刘舆家谱］1 卷，都见载于［新唐书·艺文志］。而实际上，当时的刘姓族谱，要远比这多得多。欧阳修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有关刘氏九大房的世系，就是在参考了唐代刘氏族谱的基础上编成的。但宋元时人为刘姓族谱所作的谱序则传世很多，明清时期是中国修谱的又一高潮时期，现在存世的最早刘姓族谱，就是明朝时的刻本，存世最多的刘姓族谱，则是清代和民国时期刻印的，其中又以民国时期修纂的为主。

据介绍：我国启用文字记录历史不过三千余年，用雕版印刷书籍不过两千年，现存最早的族谱只能上溯至宋代，而族谱中的世系表，宋代以前的一代传一代的各代先祖，是靠口耳相传还是有民间手抄本下传？一个姓氏的族谱，在上溯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分化离合，能保证代接代都有血缘上的联系吗？
从上面对中国谱牒学的发展和刘氏谱牒在相应的历史时段中的记述，相信对谱牒知识能有一些了解。只有了解了中国谱牒文化的发展过程，了解了刘姓谱牒文化的发展过程，才能接下来正确了解以开七公为始祖的客家刘氏的谱牒文化发展。

粤东客家刘氏谱牒的形成和发展
要了解开七公为始祖的客家刘氏族谱是如何诞生、形成的，首先应了解以开七公为始祖的客家刘氏族群的形成和发展。客家刘氏的始祖开七公和二世祖广传公所生活的历史时段，是在风雨飘摇的南宋后期。那时开七公、广传公的出生地___福建省宁化县虽不是抗金最前线，但随着南宋小朝廷衰败和复灭，那时的闽南、粤东是一个大战场，元兵大举南下，战火一直蔓延到了东南沿海。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潮州畲妇”许夫人先后在粤、赣、闽一带召集义军抗元。客家人参加抗元义军失败后，为躲避元朝的追捕株连，几十万闽南人迁移逃难到人少山地多的粤东，形成“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特点。宋亡后，客家人不得不在这穷山僻壤山区里茅舍安居，生儿育女。

元朝政府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人为的民族分化政策，把帝国境内的各族人民分为四等、十级。四等中的第一等是蒙古人，他们是天之骄子，充任各级政府的首脑。第二等是色目人，指西域各族人和西夏人，他们当亡国奴较早，较能得到蒙古人的信任。第三等是“汉人”，即原来金统治区域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人。第四等是“南人”，即南宋统治区域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地位最为低下。元朝为防止汉、南人反抗元朝统治,下令在民间没收军器,不许养马打猎,不许练武、集会、迎神赛会、祠祷、夜行,甚至连夜间点灯也被禁止，相传攻占粤东后实行联户制三家一保，即三家汉人供养一个元兵，还规定晚上不得关门，元兵想上那家就上那家睡觉。在法律上规定南人绝对不可以出仕，规定蒙古人殴打汉人、南人，汉人、南人不得还手；蒙古人打死汉人、南人，只罚凶手出征，给死者家属烧埋银，而汉人、南人打死蒙古人，则要判处死刑，并交 50 两烧埋银；汉人、南人犯罪必须刺字，蒙古、色目人犯罪不刺字，甚至规定南人二十家（一甲）才能使用一把菜刀。元朝仇视汉人、南人，不允官或私撰修汉姓谱，只推重蒙古文皇室世系的《蒙古秘史》，汉人族谱毁焚散失殆尽。客家刘氏的先祖是完全丧失人权的最下层的‘南人’，受尽非人的种族压迫，甚至‘生不准入谱，死不准立碑’。先祖和世系只能靠‘口耳’相传，连历代谱牒专家提及谱牒历史也以“宋明以来”而跳过元朝近百年的记述。而以开七公为始祖的客家刘氏正是在如此腥风血雨的百多年的历史时段中形成和发展，先祖们连生存的空间都没有，族群的谱牒一片空白，便不足为奇了。

挨过元朝近百年的种族压迫，又迎来元 末明 初的 战乱 ，客 家人 又 一次 大迁 移，大 量客 家人 迁入 循 衍一 带，迁移再迁移这就是客家刘氏先祖所处的历史环境。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谁有心思去编写族谱呢？
再 说 谱牒文化源出祠堂文化，谱牒记录了祠堂文化的族产、族训等全部内容和涵义。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对于祠庙祭祖制度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天子可有七庙、侯王可有五庙、大夫可有三庙、士可有一庙，而庶人则不可有庙，只能祭于“寝”（家宅中的正屋）。这种严格的祭祀等级制度，至明朝仍严格执行。

明朝时连墓碑都按官职高低立碑，最高一丈八尺，按七品分。原则上庶人墓前不许立碑，虽然此项禁令并未严格执行，一般人死后墓前大多立有石碑，只是体小制陋而已。客家刘氏的先祖是流动的族群，何来资格和条件建祠建墓祭祀先祖？没有祠堂便随而连带无谱便不足为奇了。直至嘉靖帝一场‘宗法与伦理’的大辩论后，允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 嘉靖元年(1522 年)，按察司副使魏校到广东，大兴社学，以训蒙士，十郡一时兴起。乡约制下的「六谕」、「教民榜文」等的讲解而渗透到民间，一些族谱也将这些皇帝训示载入宗规、族约、家训内以约束族人，族谱遂成为化治的工具、改造社会的手段，建祠造谱运动在广东等地蓬勃展开。

从沐公于后晋天福 2 年［937 年］丁酉岁始修立族谱，月清公于北宋元丰2 年乙未岁［1079 年］续修族谱，至明朝嘉靖 13 年甲午岁［1534 年］进士刘武英［江西吉安人］在［重修族谱序］中，提及较他早期的状元刘统升在［刘氏历代流传宗谱总序］中，曾庄重、明确提及客家刘氏始祖开七公、广传公，写明客家刘氏祥公至广传公的世系，客家刘氏族谱空白已达四百五十五年。

而至明嘉靖十三年甲午岁（1534 年）冬月，进士刘武英（江西吉安人）撰修［刘氏族谱］，明万历二年甲戌岁（1574 年）春月，开七公十世孙、进士刘连城（广东人）重修［刘氏族谱］，但随着蒙人入侵，一切又化为灰烬。广传公传下第五房巨海公的［九佛枫园上教书堂.刘氏族谱］的［刘氏族谱总序］中有如下一段文字记载：自祥公以至龙公世延一十九代，迨我开七公福建汀州府宁化县人也，官授广东省潮州府总统令，后至程乡县立业。生一子谓广传公妣马氏、杨氏，发枝一十四房子孙益至繁衍。族人移居各省州府县为其总祠一座，门前金字牌坊为记，又发谱至吉安府城内东门进总大宗祠一座，竖在宫墙齐辉祠内有一十四相为记，再发谱至广东省城内大南门进大街布政司前，双门底内总大宗祠一座，门前竖有岭南牌坊为记。通十府九州七十三县，二位嗣孙在省城内宗祠，首事谓连城，族长谓世登。二位领传汉代流传总大族谱全本，年终奉祖，案前百子油灯资银一十二两。发谱至各房，敬奉宗祠祖先碑。伯叔兄弟至于其后子孙万古世传远明宗祖来历。

明末清初客家人举兵勤王失败后，为避株连，多隐姓埋名，或逃亡各地，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太平天国失败后，客家刘氏的先祖同许多客家人一样逃亡外地，客家刘氏的谱牒再次斩断。海丰县九菜坑的客家刘氏巨浪公后裔在族谱中有如下的记述：“中世祖宋朝之时原自福建宁化县人也，二世祖十四房以下众各立私祠细酌遣簿修之补之，……明朝洪武六年族谱纸张已破，又脱过族谱，至明朝嘉靖二十六年九月重阳又立抄簿……厥后元季兵乱移来潮州……。”此数语，虽宋、元、明朝时间记述有点颠倒，但可说明客家刘氏先祖在逃避乱世之中如何艰难续、补族谱。

清朝对汉人纂修族谱是倡修和禁谱交叉进行。为了更好统治汉人，下了清顺治乡谱诏：［敦孝弟以重人论，笃宗族以昭雍睦，训子弟以禁非为，明礼仪厚风俗］，康熙、雍正皇帝更直接号召修家谱。在如此大好形势下，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四省宗亲联合捐资，于康熙 39 年庚辰岁［1700 年］在广东兴宁岗背榕树村将本宗私屋改建成刘氏总祠一座，定期每年农历正月十九日夜祭祠，二十日扫墓，永为定祀。兴宁岗背榕树村还保存着老族谱，族谱中记载“状元及第·刘氏总祠”是闽、粤、赣、桂四省刘氏宗亲历经 20 年合建，族谱详细记载着神龛里刘氏祖先源明公、刘累公、开七公、广传公以及广传公十四个儿子灵牌的摆设位置。据说开七公墓地及“刘氏总祠”都是风水宝地，先祖们选择在此兴建总祠，定是期望这块风水宝地能庇佑天下的刘氏裔孙人和业兴，财丁兴旺。

按照封建社会的宗法体制，祠堂是合族祭祀先祖的地方，族谱是记载合族的祖训、族规、族产、世系繁衍的文书。族谱是祠堂的衍生物。但以开七公为始祖的客家刘氏的先祖们，为什么能联合闽、粤、赣、桂四省客家刘氏宗亲兴建总祠，却没有统一编写客家刘氏的总谱，这却是一个谜。推想当时，客家刘氏的裔孙外迁立业范围早已超出闽、粤、赣、桂四省，按客家人敬祖寻宗的优良传统和清朝政府的提倡修族谱情势，客家刘氏的广大裔孙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和为了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早已各自编写了大量的客家刘氏族谱。如江西万安巨渊公后裔承沐公谱至 1948 年共 8 修族谱，江西大余巨江公后裔《伍忠堂》自明代正德乙亥岁［1515 年］至 1996 年十修族谱，其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岁四修族谱序中写道：顺治康熙更昔七十九年，岁月深久，宗谱散失，欲求其详，不可得也。迨雍正元年，合族始有重修之议，先王父主厥事，先君子职膺纂修。非不着意采访。然苦于无征，虽有老成人略记一二第，得之者少，失之者多，……。特别是清朝在乾隆 29 年［1764 年］和乾隆 43 年［1778 年］实施了两次［谱禁］运动，谱禁运动有一条规定：“在追溯祖先时，禁止妄自攀附，尤其禁止攀附古代帝王与圣人为祖先，只能以五世祖或始迁祖为始祖”。

经清朝如此先提倡后禁谱的折腾，此后，再受历史条件、交通、信息交流等限制，各自编写的客家刘氏族谱，存在着众多的大同小异的世系表，要将庞大族群众多的族谱实行统一世系困难重重，且为时太晚。由此推想，那时没有编写统一的客家刘氏族谱，也是情不由己。清朝大学士刘墉于乾隆 48 年［1783年］编写［刘氏集注重修族谱］，萍北秋江刘氏宗亲于同治 6 年［1867年］编写的［刘氏族谱］与刘墉编写的族谱相同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三代，广传公下传巨海公裔孙按江西省状元刘绎奉清庭圣谕于光绪 12 年［1886年］编写刘氏族谱，与刘墉编写的族谱相同的基础上也增加了三代。道光二年壬午（1822 年）正月，由蕉岭刘曜章、兴宁刘凤翔、梅州刘仑源、平远刘宏锦编纂，乾隆癸酉科举人刘凤岐作序的《嘉应州刘氏总祠谱》，主要记梅县、兴宁、平远、蕉岭四县刘氏世系，虽名为嘉应州刘氏总祠谱，但都不可能得到全体客家刘氏广大裔孙的认可了。自刘氏始祖源明公顺延下来，把客家刘氏始祖开七公排在第 131、134、135、138、146、149、151 等等的客家刘氏族谱世系表延续至今而不能统一，原因可能如此这般。

从历史的真实性来看，任何一个庞大复杂历史久远的族群或宗支，其来源可能都十分复杂，要求血缘的绝对纯洁事实上是不可能达到的。作为族群文化的族谱，在重视历史价值的同时，更应重视其文化内涵和价值的开发，更要发挥族谱在凝聚族群、和睦共进、友好团结的作用，人口己近千万的客家刘氏族群及谱牒应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溯源拾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