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顺的灯花教与贵州的号军起义

清咸同年间爆发的贵州一号军起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招聚兵马数十万，占领地区数十州县”，在当时苗军、回军等的配合下，打击了贵州的封建统治，控制了几乎整个贵州，活动了近十四年。对于这次起义的原因和经过，清人笔记和一些志书中，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刘氏宗祠

一、刘义顺和他创立的灯花教

刘义顺，约生于清乾隆末嘉庆初。原籍湖南宝庆（许多方志和清人笔记谓其为四州涪陵人，实误。此据刘义顺“供词”），迁居四川宜宾县。曾过继给郭姓作继子，名郭建文（或作见汶），归宗后方改名刘义顺。约于道光初年（时年三十七岁）在宜宾拜杨光明（以游方算命作掩护的白莲教徒）为师，法号“依元子”，此后创立灯花教。据说“其术以半夜诵经拜灯，令开花如斗”（《瓮安县志》卷三），故以灯花教名之。后因在宜宾存身不住，乃潜往外地秘密传教。除四川外，曾去过贵州、湖北、江西、浙江、湖南、甘肃、河南、山东、陕西、云南等省，每省都留有徒弟负责传教。其中以去贵州、四川、湖北的地方最广，传徒也最众，仅贵州“余庆、湄潭、瓮安、施秉、思南、石阡、都匀、麻哈等处，习其教者不下数万人”（《续遵义府志》卷二十六），咸丰初年去四川涪陵，住顺城街光裕行，以开棉花行作掩护，继续传教授徒。涪陵马四、刘文礼准备起义，知道刘义顺在各省传教，教徒众多，邀刘参加；刘义顺认定他们不能成事，在起义之前，即已“先期潜往贵州”（刘义顺“供词”）去了。后马四、刘文礼于咸丰七年二月起义于涪州，攻占鹤游坪，不久失败。当时官方文件，私人笔记和后之方志，多谓刘义顺参加了这次起义，在起义被镇压后才逃去贵州，这种说法是不符事实的。光绪《涪州乡土地理》卷一也说：“刘汶（文）礼为妖人刘义顺党羽。义顺匿州城，以邪术煽众。咸丰七年，密谋五月倡乱。以教中王巴颈案破，谋泄，义顺逃。汶礼惧诛，遂先期纠党破鹤游坪，戕州同昆秀”。刘义顺这次去贵州，立即投入组织号军起义的工作（苗军中亦有较大影响），直至同治七年六月战败被俘牺牲。在此期间，还于同治五、六年间通过义子刘汉忠在湖北荆州地区，举行过起义，因条件不成熟，起义很快失败。

灯花教的情况和性质如何？公开的历史资料几未涉及，只说它是“白莲教的遗孽”，（《瓮安县志》），对于它的经书、教义以及组织情况等，则无只字记载。现在从清档案中可以见到它的概貌。据同治五年湖北被捕的灯花教徒杜守材“供词”’（存四川省档案馆。下未注出处者，同此）说：“教内经卷是《误性穷源》、《金丹载要》、《指路宝筏》、《玉皇心经》、……，供神是瑶池圣母、无生老母、燃灯佛”。可惜这些经书已全被清王朝焚毁，现已不能一睹其内容。至于所供之神，除此处所提外，还从案卷中看到：湖北方面的教徒几乎每人都用红纸书写“无生老母”的牌位，供奉于家中。可见“无生老母”是该教最受崇敬的神。“无生老母”首创于明正德年间的罗教（见罗教经卷《苦功误道卷》和《巍巍不动泰山根深结果卷》，提出“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真诀），被视为最高神。说她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类，她生下伏羲和女蜗，兄妹二人结为夫妇，才繁衍了后来的人类，故为人类的始祖。她不仅是创世主，又是救世主，据说她有九十二亿皇胎儿女，堕落在红尘中受苦，只有待她的拯救，才能脱离苦海，弥勒佛就是她派来人间拯救儿女的。自罗教创此神后，白莲教其他支派几乎无不崇信。直至清代，信仰始终不衰。清道光时，河南无生老母庙宇还十分普遍。灯花教如此崇信无生老母，将其牌位供奉于家，证明它必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

灯花教的基本信仰是“三佛说”，谓“三佛掌管天地人。大佛是混沌世界，二佛是黄昏世界，三佛是清平世界。三佛是弥勒佛”。这种信仰来源于白莲教的“三际说”，认为世界从开创到最后，要经历三个时期：过去是“青阳”期，由燃灯佛掌世；现在是“红阳”期，由释迦佛掌世；将来是“白阳”期，由弥勒佛掌世。现在由释迦佛掌世的“红阳”期，是大灾难时期，人们要遭大劫，只有弥勒佛出来掌世，变“红阳”为“白阳”，天下才得清平。因此宣称“红阳劫尽，白阳当兴”（清黄育楩《破邪详辨》）。这种“三际说”为元明以后白莲教各支派如罗教、弘阳教、八卦教、天理教、清水教、青莲教等所共同信仰，屡见于它们的经书中。灯花教所谓的大佛、二佛、三佛，显然就是上述三际说的翻版，指的就是这三佛所代表的三个不同时期。从这里仍可证明灯花教确是白莲教的支脉。范文澜同志认为灯花教是天主教，其领导的号军是天主教军，实是有失察考。

灯花教的组织情形、教规、教仪等，也仅得其略。刘义顺是总教主，在贵州、四川、湖北等地广大教徒和贵州号军中，享有崇高的威信，被尊为依元祖师，称为刘祖祖。当时镇压号军起义的刽子手唐炯曾在所著《成山老人自订年谱》中说，教内有主教、大师傅、二师傅等名目，不知确否。教徒入门称“皈依”，后即称“开世”，久奉教者称为“引恩”、“保恩”、“天恩”等名目（见秦银匠“供词”）；传教称“开道”，告反（造反）叫“开张”，纠人名“办卒”，敛钱名“办饯”（苏大益“供讯”）；教内徒众又分动静两门，动门习教造反，静门传徒敛饯（李心宽“供词”）。将教徒分为两门，亦白莲教许多支派的传统作法，如八卦教分文卦、武卦，文圣人、武圣人；清水教分文弟子、武弟子，文弟子运气炼功，武弟子习拳棒；青莲教分青家、红家，青家焚香诵经，红家外出造反。

灯花教的渊源如何呢？这是前人从未涉及的问题。《瓮安县志》说它“又名青莲教，又名清水教”；咸丰七年被捕的涪州灯花教徒秦银匠则说“人称青莲教，实为无为教”；同治六年湖北被捕的灯花教徒李得珍、杜守材等又自称习的是“金丹大教”。这些都是讲的该教名称，并非讲它的渊源，而且众说纷云。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我认为灯花教的渊源是道光年间的青莲教。第一，青莲教出现于清道光年间，流行于四川、湖北、湖南、广西、陕西、甘肃等省。在四川的一支，又称龙华会，曾于道光二十五年举行过起义。刘义顺恰好在此期间拜杨光明为师，以后才创教传徒。青莲教内的“首领人物称依法子、依精子、依成子……等等”（喻松青《明清时代民间的宗教信仰和秘密结社》，下引青莲教材料亦见此文），杨光明给刘义顺取的法名恰巧也是“依”字排行，叫依元子，所以很有理由惑疑杨光明就是青莲教徒。第二、就二者的组织、教规等看；青莲教奉达摩祖师、无生老母，灯花教奉瑶池圣母，无生老母，燃灯佛，都以无生老母为最高神；青莲教内有“三规五戒”，教徒“分青、红两家，青家焚香诵经，红家外出造反”，灯花教也守“三规五戒，打坐运气”（杜守材“供词”），也分动静两门，动门习教造反，静门传徒敛钱。所有这些，都可看出灯花教和青莲教是十分相似的，它证明灯花教实由青莲教衍化而来。可以设想：道光年间四川青莲教起义被镇压，组织基本瓦解后，刘义顺为了继承其前人事业，遂将原来的青莲教改换名称，同时也适当改变某些经书教义，创立一个新的宗教灯花教，但青莲教的很多内容仍被保留下来了。

二、刘义顺和灯花教是怎样组织和领导号军起义的

这次起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是贵州阶级矛盾尖锐化的产物。贵州大部分地区如东北铜仁等四府，农田较多；但耕作粗放，单位面积产量很低。许多农民一年收获不足全年食用，竟有只敷三、五月消费者。而田赋的征收率却很高，名义约十分之一，实际需缴纳产量的三分之一才足税额。清政府还要改行“折征”，要把粮析成现金来征收，“每粮一斗，人民卖三、五斗始能敷其数”（俞樾《春在堂文集•戴鹿芝墓表》），人民最痛恨。咸丰七年，清政府又开始征收“捐输”。比折征额又增加了一倍。这样，汉族人民真是活不下去了。对于苗民，最大的暴政是夺产屯田，将所谓苗民绝户的田夺给军队耕种，每个军人占地三十亩，苗民生齿日繁，许多苗民已无土地或只有很少土地。其次，自清乾隆初镇压苗民起义后，有所谓永不征“苗粮”的许诺，以后虽不再公开征粮了，但却巧立名目掠夺苗民。“有曰采买者，名为官发价买苗民米以养兵，苗民实不得价而所求无制。害更甚于征粮”（清罗文彬《平黔纪略》卷二）。还有所谓“夫差”（无偿服徭役）、鸡粮（一鸡折收银数两）等。“他如差徭之苛敛，狱讼之需索，胥吏之抑勒，不知凡几”（同上书）。再加上土司、官吏、军队的勒索，苗民已被逼得走投无路了。连清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黔中盗贼每由迫胁。始而厘税，既而捐输；或指为叛党，或诬为逆谋；破家者有之，禁毙者有之，横罹杀戮者有之。敲骨剥髓；铢积寸累。……为盗贼尚有生机，为百姓悉皆死路”（清太常寺卿石赞同治六年奏）。因此到处是愤怒的群众，整个贵州象布满了干柴。革命条件业巳成熟了。

为了发动人民起义，灯花教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工作。他们通过扶乩造言：仙人降鸾，巳判出清王朝天下不久了，要由新皇帝出来扭转乾坤了。这个新皇帝是弥勒佛降世，已降生于东门外李家，是“咸丰壬子年（元年）生的。……定是真明（命）天子”。并说灯花教是“黄红白三甲会合，又是刘朱李三教会合”。“红甲头目朱士洪，即朱牛八，是广西人；白甲头目郭老板，名见（建）文，是四川人（此指刘义顺，见前），……黄甲就是刘先保，是四川梓桐县人”。这三甲共同辅佐李皇帝，“将来同扶李皇帝登基”。为了便于动员群众，他们还编了不少歌词，如“弥勒佛来转乾坤，龙虎□□传法言。三甲会合刘朱李，莲花国中反后天”。他们还仿照天理教那样，将四川、湖北、湖南、河南的某些地方，比作人身的头、足、脑、腹、心，以描绘未来的战略。说明先取何地，后取何地，到了攻“心”，清王朝的统治也就完了。

在舆论宣传工作的基础上，他们又作了大量的组织准备工作。最主要的是武装力量的准备。这是分别两种不同情况进行的：第一、在灯花教组织力量较强大的地区，如湄潭、思南、瓮安、贵定等地，利用统治阶级号召“办团”（用以镇压不断发展的起义）的机会，自办“私团”，直接组织革命武装；或趁豪绅办团时，将教徒大量输送进去，使之变为教徒能控制的武装。前者如刘义顺和何恭言（又名何冠一）趁“办团”的“合法”机会，在安化县江（或作刚）家寨办起了致和团，兵士皆为教徒，这是以后白号的基础武装；后者如胡胜海（又名胡黑二）趁协助冷鸿才筹办济安团（也在安化）的机会，尽量将教徒接收入团，全团人数一万多，奉教者上万，不奉教者不及千人。后在胡胜海领导下起义，成为黄号的组成部分；另外，还有一个由安某组办的灵觉团（在湄潭），基本群众仍是教徒，后成为白号的组成部分。第二、在灯花教力量较弱的地区，如铜仁、黔西县等地，则在群众自发斗争的基础上，相机组织革命武装，待时机成熟时举行起义。铜仁府的红号就是这样组织起来的。

首先是铜仁地区的红号，以反折征为口号，于咸丰五年（1855）十月打响了起义第一枪。咸丰四年，铜仁举人徐廷杰等带头反对折征，倡议仍以实物缴纳，集众担谷入仓纳谷。官府不收，群众将谷扔在府署而去。咸丰五年，民议如前。时有灯花教徒吴劳劬（统治者污为吴劳苟）借此机会“铸军器，置旗帜号衣”。“九月二十八日集数千众，阳称纳粮，担谷诣郡，而阴备军械随之”。十月初二日，“冲陷北门，劳苟、福林等各率其属盛陈刀矛旗帜蜂拥入城”（光绪《铜仁府志》），攻占了铜仁城。因这支队伍以红巾裹头，故称红号。当时贵州的清军很少，且缺乏战斗力。起义军攻占铜仁后，接着攻陷松桃、思南、印江、石阡、玉屏、青溪等，一月之内，贵阳以东四府所属十余县，全被攻克。后湖南凤凰清军入黔，会同黔军于咸丰六年正月二十三日袭占铜仁城，徐廷杰、吴劳劬等牺牲，起义失败，余部星散。

但红号在印江的部分未受损失，于同年三月在田瑞龙等领导下，联合苗军，再度起义。重占铜仁、松桃，部队发展很快。但是红号未趁敌人兵力空虚之际，巩固部队，而在敌人“和谈”诱骗下，放松警惕，准备秋收。待湘军再次入黔袭击，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十一月五日全部撤离铜仁。田瑞龙被俘牺牲，起义最后失败，余部后合入白号。

第二支号军是黄号。由贺昌明（或作昌铭，又名鸿恩）、沈中和（或作钟合，又名大六）、何得胜（敌人污为何二强盗）、王廷英（又名超凡）等人领导。咸丰五年（1855）十二月，贺昌明、沈大六等起义于麻哈州之谷洞及凯里（有苗民参加），攻清平，不下，又攻平越州之高视、大梁田等地。瓮安之何得胜、王廷英等起义应之。他们头裹黄巾，称为黄号。咸丰七年闰五月，贺、何等参加都匀、麻哈、清平的斋苗军联合起义。何属贺部，由于互相间意见不合，贺、何等回瓮安单独活动。咸丰八年二月，胡胜海率安济团起义，为黄号另一支。咸丰八年十一月贺昌明病死于黄平金坑，遗嘱以陈绍虞为文定王，何得胜为武定王，统辖贺部，在开阳一带活动。此后在黄号何得胜领导下逐渐发展壮大，咸丰九年五月攻占平越之尚大坪（或作上大平），以之作根据地，此后四年，经常与清军争夺清水江要隘王卡（平越西八十里）。

第三支号军是白号。由刘义顺直接领导，何恭言副之，这是号军的主力。基本队伍是致和团，以反捐输为口号，于咸丰七年（1857）十二月，头裹白巾，起义于思南府城北四十里之鹦鹉洲。迅速占领思南府城后，分兵北攻印江，西南攻石阡，西攻湄潭、龙泉、皆克捷。咸丰九年十月击溃清贵州提督蒋玉龙军，占领偏刀水，以之为根据地。随后陆续扩大占区，西抵遵义，北至川边，南至清水江，东至镇远、铜仁，东南与苗军、斋军占区联成一片。清军只占有一些孤岛式的府县和山寨。

以上三支号军自咸丰五年相继起义后（红号起义失败，余部转入白号），不几年间控制了遵义贵阳以东地区，南与斋、苗友军相接。且在咸丰九年左右，相继在婺川、龙泉、湄潭、石阡、余庆、瓮安、施秉、平越广大地区，建立和巩固了大批根据地，主要的有黄号之轿顶山、荆竹园、尚大坪；白号之江家寨、偏刀水、城头盖等。形势的发展，要求建立一个最高的领导中心，以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为此目的，在刘义顺的主持下，于咸丰十年，在湄潭县的城头盖，推戴伪明裔朱民悦作朱王，或称秦王，总统各部号军。国号江汉，建元嗣统，铸嗣统钱散行之。还在城头盖建造宫殿府署，拜刘义顺为相，又建昭忠祠，祀何恭言等（恭言巳病死，由其子继述统其众）。

大约在咸丰十年以后，黄白号逐渐向西发展，白号势力伸展至毕节、大定一带，黄号军锋直指省城贵阳。随后黄号在何得胜领导下驻军开阳，与进驻贵定的苗军和进驻都匀的斋军联合一致，挺进贵阳，军锋直薄贵阳城郊，清军只能龟缩在贵阳及附近少数据点内。黄、苗联军曾长期活动于镇西、卫城、定番、修文、安顺、安平一带，使贵阳成为一座孤岛。这种形势一直延续到同治六年。这是号军向上发展的时期。

三、号军起义的失败及其经验教训

随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四川蓝朝鼎的牺牲，全国革命即转入低潮，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号军的变化。从同治四年起，清王朝开始腾出手来对付滇、黔义军，抽调部分川军、湘军入黔。但这时川、湘军的战略并不统一，各不配合，一攻号军，一攻苗军，“只好办得防堵二字，剿则殊未易言”。（《咸同贵州军事史》第二编）故对号军的威胁尚不大。同治六年，清王朝决定了先黔后滇（镇压云南回民起义）的战略和先攻号军后攻苗军的策略方针，并作了三路进攻号军的计划。恰在此时，黄号著名领袖何得胜病死在轿顶山，这实际是号军由发展到失败的转折点。在这之后，黄号在保守派陈绍虞的影响下，改过去进攻为防御，黄苗联军因此瓦解，贵州局势发生了急剧的逆转。同治六年十二月，湘军补充七千余人由席宝田率领入黔，川军一万二千人由颇为“能干”的刽子手唐炯率领入黔，与原李元度部三路会攻号军。唐炯又采取了恶毒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以招降纳叛辅助反革命进攻，使号军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同治七年正月，黄号根据地荆竹园被攻陷。三月，朱民悦于觉林寺战败被俘牺牲。四月，白号重要根据地偏刀水失陷，何继述等被俘牺牲。其他根据地如玉华山、轿顶山、尚大坪等也在叛徒策反外敌进攻下，相继于五、六月失陷。刘义顺在六月尚大坪失陷时，与其徒秦崽崽率部分号军突围，欲入苗疆再图发展，在扬保河被俘，后被押入成都凌迟处死。至此，号军起义最后失败了。

号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创造的英雄业绩，却是不朽的。英雄们驰骋于乌江两岸凡十四年，大半个贵州皆在掌握之中。雄师到处，省城几成齑粉，军威所向，顽敌尽皆胆寒。清统治者惊呼：“皇路荆榛，圣道息灭，悠悠长夜，良可叹也”。英雄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这曲壮丽凯歌，将永远载于中国革命的史册。但是作为组织领导者的刘义顺和灯花教的功绩也不应抹煞：

第一、他们适应人民群众的要求，点燃了这次革命烈火，促进了起义的爆发。号军起义的发生根植于贵州深刻的社会阶级矛盾，是阶级斗争激化的产物，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但是要使这矛盾发展成革命，还需加上人们的主观努力。客观的必然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相结合，才会有革命的诞生。当反动统治者对各族人民进行横征暴敛，敲骨剥髓，逼得群众走投无路时，是刘义顺和灯花教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才使群众的愤怒变成了巨大的革命怒吼，才使遍野的积薪燃成了燎原的大火。这煽风点火之功，集涓成流之劳，自应永彪史册。

第二、他们根据革命需要，在根据地内实行了许多革命措施，使广大群众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在根据地内废除了清廷强迫人民剃发留辫的规定，一律蓄发，以反对清政府的民族压迫；废除了一切苛捐杂税，只向各山寨征用一定数量的粮食；军队实行屯田制度，且耕且战，以减轻群众的负担；将土地分给农民，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实行这些改革后，根据地的粮食是充足的，还有余粮与外地交换。这些都使根据地人民的元气有所恢复。

第三、许多灯花教徒和号军领袖在革命斗争中英勇顽强，视死如归，表现了革命的大节，推动了革命的进程。和任何一次农民革命一样，在尖锐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出现了少数变节者和叛卖者。与这些软骨头成鲜明对比，也出现了象刘义顺、何得胜、王廷英、何继述、朱民悦一大批大义懔然的英雄人物。他们为了发动起义，艰苦奋斗，百折不挠；为了推进革命事业，冲锋陷阵，驰骋沙场；当强敌压境，处于逆境时，他们视死如归，勇往直前；当敌人软硬兼施，甘言诱降时，他们横眉冷对，义正辞严。正是这批革命硬骨头，带动千千万万的革命大军，创造了不朽的英雄业绩。

但是，这次起义与一般农民起义不同，它是由一个民间宗教领导的。虽然基本解众仍和一般农民革命战争一样是农民，但不同的是他们又大都是灯花教的群众。因此这次起义既会被打上农民阶级的烙印，又会被打上民间宗教的烙印；既会受农民阶级局限性的影响，又会受民间秘密宗教思想的束缚。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是：

第一、缺乏集中统一的军事、政治指挥中心。随着斗争的发展，地区的扩大，加强军队和政治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客观的要求。但据唐炯《成山老人自订年谱》载，号军的军、政组织基本上是以宗教组织为主干建立起来的，宗教的主教、大师傅、二师傅等，就是军队的各级领袖，有元帅、将军、千里等职；这些军事领袖同时又是政治上的王、公、侯，是各驻区政治上的负责人，可谓一身而三任焉。这种组织结构的出现，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能有其必然性，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致命的弱点。因为宗教的领袖并不一定都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合格人选，由这些人来指挥军队，处理政事，无疑不利于战争的胜利进行和根据地的建设；特别是这种民间秘密宗教，因为长期处于无权公开活动的地位，分散性特强，平时传教各地都有很大的独立性。这种思想习惯带进革命队伍中来，势必在某一天，会与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革命需要，发生尖锐的矛盾。这一点刘义顺是看到了，在咸丰十年拥戴一个伪明裔朱民悦出来作朱王。《都濡备乘》说，刘义顺是因为号军领袖各自为政，无法领导，才采取了这个措施。但这个愿望落空了。罗文彬《平黔记略》卷十说：在拥立朱王以后，黄、白各号仍是各据山头，虽“以义顺为总，有轻之者，亦有阳奉阴违者”。刘义顺仍然是一个空头教主，朱王只是一块空招牌，各自为政的局面依然故我。这样一来，各部号军的力量就无法集中起来，进行大的战略行动，最多只能各保山头，条件较好时，可得有限的发展，条件恶化时，自保也嫌力单了。这种各自为政的顽症正是号军长期停滞、不能利用大好时机（咸丰十年至同治六年间）以图更大发展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这个顽症还使号军显得十分脆弱，当咸丰六年敌人转守为攻后，三支不大的敌军仅用二十天时间就打垮了黄号，不出半年就消灭了整个号军。这一教训是极其沉痛的。

第二、缺乏必要的战略措施。黄、白二号在基本控制贵州东部以后（大约在咸丰九年左右），革命形势是很好的。如能趁此时机，加强革命内部的集中统一，再订出切实可行的战略计划，踏踏实实地进行工作，是很有可能创造出更大局面来的。这个战略计划包括部队的整顿建设，战略战术方针的制定，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等等。但灯花教和号军的领袖们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在一长达几年的时期内，只注意了少数几个据点的建设和巩固，忽略了整个占领区和游击区的建设和巩固；军政教长期三位一体，使必要的各级政权机构也未建立或健全起来；各自为政的顽症既使长远的战略方针无法制定与执行，又在战术上弃长取短，与敌人进行阵地战以保卫各自的山头，终被各个击破；至于军队的教育和整顿，更是这些宗教领袖力所不逮的。这一切决定了号军不仅无能力获得更大发展，而且无力抗拒敌人的进攻而最后失败。

第三、缺乏正确的政策。主要的有土地革命政策，与友军联合的政策，争取非教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政策等。号军在占区内除实行了部队的屯田政策外，也将土地分给了农民，但具体措施如何还不详；与斋、苗友军曾经有过联合作战，但此联合并不广泛和有计划；号军被统治者目为“教匪”，一般非教群众和知识分子对之会有疑虑，如何争取他们的同情，特别是争取那些有政治抱负和治军理政才干的知识分子参加，对革命是有很大好处的。但民间宗教具有较强的排他性，要作好这一工作会有很大困难。从现有资料中也没有发现他们作过这方面的努力。

以上这些就是这次号军起义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导致了这次起义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农民阶级不可能完成反封建的任务。这次起义又证明，宗教组织在起义的发动阶段具有某些或较大的积极作用，但随着革命的发展，其消极作用会愈来愈明显，它不仅不再能促进革命，反而会成为革命的负担。正确的出路是尽快地摆脱宗教的束缚，使军事和政治斗争及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是这次起义中应该得出的根本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