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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人熙与湖南《大公报》

刘人熙是湘绅著名领袖之一,在他身上具有一股强烈的爱国和民主思想。他于1915年9月1口创办湖南《大公报》,他把民族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融入其中。湖南《大公报》坚持正义的立场,赢得国民的好感,使其销数激增,成为民国时期湖南地区有影响的大报。

刘氏


刘人熙(1844~1919),字艮生,号蔚庐,浏阳人。自幼家贫,与母亲相依为命,年事稍长后入长沙城南书院。光绪三年(1877)进士,以主事分发工部屯田司行走,派充则例馆纂修,又改总校官。十年调任会典馆纂修官。翌年五月,清廷在中法战争中已获胜利后反而签订《中法合订越南条约十款》,丧权辱国,他闻讯不胜悲愤,撰写《海国七律》8首,斥责李鸿章卖国行为。光绪十五年(1889),刘人熙以直隶知州外放河南补用,先后委署许州、光州直隶知州,加盐运使衔。二十六年春,经道员改官广西。又应江西巡抚李兴锐之聘,出任江西大学堂总教习,课吏馆副馆长。二十八年秋始入广西,任课吏馆馆长,兼营务处会办。在任期间提倡“经世有用之学”,注意培养人才,整肃吏治。三十三年春,由桂返湘,就任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监督,又任法政学堂总办。是年十月,湖南教育会成立,被推为会长。三十四年冬,被征入京。目睹朝政腐败,又返桂林,仍任广西课吏馆馆长,并兼法政学堂监督。宣统三年(1911)春回湘。湖南光复后,刘人熙就任湖南都督府民政司司长。是时,曾电促王芝祥策动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民国元年(1912)夏,辞民政司长职。因“生平服膺船山”,认为王船山学说为“救时之良方”,乃具文呈请都督府转咨省议会议决定岁拨4000元,于长沙成立船山学社。民国三年(1914)学社正式成立,被推为第一任社长。在职7年,致力于搜集出版船山未刊手稿,编辑出版《船山学报》,筹建船山专祠、船山大学和船山图书馆等,并创办船山中小学校。民国四年(1915)秋,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刘人熙极力反对。蔡锷在云南发动反袁起义后,刘人熙主张湘桂联军合力北伐,并密派次子仲迈向陆荣廷达意,劝其出兵,与湘军会师武汉。民国五年(1916)7月至8月,代理湖南省督军兼省长。8月,北京政府改令谭延闿继任后,他不久潜往上海,旋北上充任大总统黎元洪顾问。民国七年(1918)12月,上海爱国人士组织策进永久和平会,刘人熙被公推为会长,与孙中山往还。次年,病逝于上海。刘人熙学识渊博,一生极为推崇王船山,“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纵观刘人熙一生,我们深深地感觉到他身上具有一股强烈的爱国和民主思想。在他创办的湖南《大公报》(以下简称《大公报》)中,就处处渗透着这种思想。

《大公报》创办于1915年9月1日,至1947年12月31日终刊,前后32年,除中间因被罚或战争影响几次停刊外,实际出版的时间约26年。其办刊时间之长、影响之大,是同时代湖南其它报刊无法比拟的。刘人熙作为《大公报》的第一任社长,虽然其担任社长的时间不长,前后不到两个月,(1915年10月28日辞去《大公报》社长职务)但为该报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刘人熙将民族主义思想融入到《大公报》中。1915年5月25日,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反日怒潮,民族主义思潮汹涌澎湃。《大公报》自1915年9月1日创办以来,把握时代主旋律,高举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旗帜。社长刘人熙撰发刊词,以“贿鬻”、“感情”、“浅识”、“听荧”四事相诫,表明秉公执笔、爱国救民的立场,宣称“凡我报界,天职同尊,乞求声应,爱国救民”(《大公报》1915年9月1日)。从1915年创办开始至1916年3月7日报纸减版前,每天在社论前印有“毋忘国耻”四个黑体大字,以此警示国人,抗议“二十一条”。在新闻、时评栏目里,常著文揭露和抨击列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刘人熙还将民主主义思想贯穿到《大公报》中。《大公报》创办之日,正是拥袁称帝与反袁称帝斗争酝酿之时。辛亥革命后,民主主义的思潮逐渐成为历史潮流。复辟倒退的逆流激怒了向往民主的人士,全国各地迅速兴起一股反帝制的浪潮。《大公报》何去何从,社长刘人熙态度明朗,高举反对帝制,维护共和的旗帜。“(八月)二十九日,又开馆员会议,协商言论宗旨。先是袁世凯久有帝制自为之意,至是杨度等承其意旨,发起筹安会,主张变更国体。同人以为此宜反对,本报出版之初,适遇此绝大问题,正宜抖擞精神,大张旗帜。于是决议对于国体问题始终反对,即牺牲以殉,亦无不可。”在九月一日的《本报宣言》中,宣称“我国之适用共和,已可概见。方今宪法起草在即,民国会议召集有期,国基奠定计日可俟。当此强邻生心、鲁难未已之秋,岂容发为摇动国体之谈,以希冀个人不可知之富贵,而酿亡国之祸,且以受完全国法支配之国民,则敢对于国体倡为异论,实不啻提倡革命,当然为法律所不容。今报界同业且多有极力鼓吹之者,本报则断断不附和之,惟知以拥护共和、巩固国家为职志,此本报之旨趋一也”(《大公报》1915年7月1日)。在以后的办报实践中,大公报人的确履行了诺言。

《大公报》坚持正义的立场,赢得国民的好感,使其销数激增,不一月即发行四、五千份,不数日即跃至万份,成为民国时期湖南地区有影响的大报。

《大公报》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以贯之的反袁立场,在同时代的报刊中极其少见。“当时湖南各报唯《大公报》公开反袁,在全国也相当突出。”“各外报谓中国反对帝制报纸仅上海之新中华报、天津之益世报、长沙之大公报。”《大公报》从1915年9月1日创刊,就公开打出反袁旗帜,是较早举起这一旗帜的报刊,“标志梁启超宣布了反袁的立场”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公开,《大公报》迅速在1915年9月10日、11日的选论中连续转载。据作者考证,《大公报》是全国范围内较早转载此文的报刊。社会名人登高一呼的社会效应,大公报人是非常清楚的。他们用这篇掷地有声的文章扩大宣传效果,壮大反袁声势。而当时很多报纸还在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翻阅袁世凯称帝时期的《大公报》,反袁的文章比比皆是,所占篇幅极大,“它从社论、时评、新闻到副刊《艺海》都以反袁为主。”《大公报》用舆论操纵局势的阀门,推动着反帝制复辟思潮的发展。报业“与近代政治的鼎革,社会的变迁,具有不可分割的连体关系”。《大公报》从创刊到袁世凯退出历史舞台,一直以反袁复辟为主线。除了社论、时评充当吹鼓手外,在专电栏里,经常有“多数高官不愿变更国体,纷纷呈请休职”之类的内容出现,在国内要电、木省新闻、艺海中,也不失时机地贯穿谴责筹安会、痛斥帝制的立场,引导舆论朝着维护共和国体的方向发展,为反帝制复辟运动的发展推波助澜。亦因此招来当局的不满,成为触犯政府的笔祸者,“国体变更渐成事实,已无研究之余地,本报昨又奉警厅命令,每日派员来馆检查,以昭慎重,兹经同人议决,以后对此问题不加讨论,惟力求消息灵通,以饷阅者,祈共谅之。”(《大公报》1915年10月14日)。我们从《大公报》的这则启事中可感受到统治者对它的恐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大公报》在推动反帝制运动方面的影响。台湾著名新闻学家曾虚白评价道:“帝制问题发生,《大公报》极力抨击,声华动海内”。大公报人拥护民主立宪的立场贯穿始终,给广大读者灌输了民主立宪观念。大公报人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否定君主立宪思想,呼吁建立真正的民主立宪国,表明了其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由君主立宪前进到了民主立宪,从而推动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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