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1903~1936)名景桂,字子丹〔后改名志丹),今志丹县金鼎乡芦子沟村人。祖父刘士杰系清同治年间(1862~1874)拔贡。父亲刘培基,清末秀才,曾作金佛坪民团团总张杰儒副官,金汤小学教员,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二届参议会议员、常驻议员。志丹兄弟5人,排行老大。7岁时随父读书,后转入永宁山高级小学,民国11年(1922),考入榆林中学。志丹在共产党员教员魏野畴、李子洲启发下,阅读《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大纲》、《向导》和《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民国12年(1923),榆林中学成立学生自治会,志丹被选为主席。民国13年(1924)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民国14年(1925),转为中国共产党员。7月,被选为陕北学生联合会代表,赴三原参加全省 代表大会和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
民国14年(1925)秋,中共派志丹赴黄埔军校学习。次年初,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秋,随军北伐。冬,志丹被派往国民军联军马鸿逵部任-表兼政治处长。民国16年(1927)6月,国民党进行“清党”,刘志丹等30余名中共党员被扣押于开封。7月,在押解武汉途中,志丹等机智脱险,转入隐蔽活动。民国17年(1928)1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驻陕新编第三旅许权中(中共党员)部准备起义,并派刘志丹、唐澍、谢子长前往许旅加强领导工作。5月初,渭华农民起义,成立崇凝区苏维埃。5月16日,刘志丹、许权中等率部开往渭南高塘改编,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任总指挥。革命军进一步开展对地主豪绅的斗争,摧毁当地国民党地方武装和政权,在崇凝、高塘周围45个村子建立苏维埃政权。6月上旬始,冯玉祥调集约3个师的兵力,在宋哲元指挥下,先后三次向起义军大规模进攻。刘志丹、唐澍身先士卒,率兵与敌激战。由于双方兵力悬殊过大,刘、唐又缺乏指挥革命战争的经验,起义失败。同年7~8月,志丹等化装回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渭华起义情况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秋,省委任命刘志丹为中共陕北特委军事委员会主席,派赴陕北工作。志丹途经保安时,和当年榆中同学、保安县中共组织负责人王子宜、曹力如一起,在永宁山整顿地方党团组织,建立起中共永宁山支部和共青团永宁山支部,刘志丹兼任党支部书记。志丹和力如通过县长崔焕九及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教育科长曹继芝(中共党员,后叛变)的关系,分别担任县教育科督学和永宁山高级小学校长,以学校为立足点,开展革命工作。同年冬,刘志丹到达陕北特委所在地——榆林。特委代书记杨国栋慑于国民党残酷统治,主张只做宣传工作,不搞武装斗争,甚至荒谬地提出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志丹和特委其他成员,同这种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积极主张开展武装斗争应采取“白、灰、红”三种策略,即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 ,改造土匪武装,建立工农武装。民国18年(1929)4、5月间,中共陕北特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撤销杨国栋的职务,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7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刘志丹为候补常委。
民国18年(1929)春,志丹返回保安,根据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关于派大批党团员打入军阀部队开展 工作的决议,主要从事 活动。当时,保安民团团总路登高横行乡里,群众恨之入骨,县长及地方上一些士绅与路也有矛盾。志丹即决定通过合法斗争夺取县民团领导权。志丹和王子宜、曹力如一面分头联络,争取士绅们赞成改选民团,动员四乡父老在“要求罢免路团总”的条陈上签名;一面揭露路登高欺压百姓的罪行,鼓动群众找县长告状,要求改选团总,并通过社会关系巧妙地提出志丹、力如为团总候选人。一时间,“路登高不称职”、“刘志丹文武双全”、“罢免路团总,推举刘志丹”成为全县上下的呼声。志丹见时机已到,便让曹力如和王子宜拿着四乡民众签名的条陈去见崔焕九。崔焕九迫于民众压力,当场表示三天后在县高小校园投票选举团总。刘志丹随即召集支委开会,研究对策,分派曹力如、曹继芝联系政府职员和附近群众,王子宜、赵耀先组织学校进步师生,准备应付突然情况。选举日,路登高拉了一些绅士、团丁参加投票。王子宜也将学生带进会场,夹杂在群众中,帮助不识字的群众写票,暗示他们给刘志丹、曹力如投票。结果,刘志丹和曹力如得票最多,分别当选为县民团团总、副团总。志丹担任团总后,立即对民团进行整顿,废除打骂,加强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建立党、团组织,把民团改造成为中共掌握的武装力量。
民国19年(1930)初,赴陕甘一带从事 工作,入骑兵师苏雨生部任16团副团长。后同谢子长入地方军阀谭世麟部,随部驻防在庆阳、吴旗交界的三道川,待机起义,遭到张廷芝部偷袭而失败。刘志丹脱险后只身回到永宁山,在曹力如、王子宜的掩护下,赴绥德参加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刘志丹任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副总指挥。9月,志丹回到保安,向永宁山党支部传达特委会议精神,研究扩大革命武装的计划。随后,在永宁山组织起一支20多人的武装,打着陇东民团骑兵第6营的旗号,到甘肃省合水县太白镇以商借粮草为名,奇袭太白,击毙驻守太白镇的陇东民团24营营长黄毓麟及10余名团丁,缴获长、 60余枝,骡马10多匹。此次战斗名震陕甘边,称为“太白收枪”。之后,志丹率这支队伍活动于保安、安塞、合水、甘泉一带,几个月内,队伍发展到200余人。
民国20年(1931)春,志丹奉省委指示,再度与苏雨生合作,任苏部团长,驻旬邑职田镇,准备起义,不慎身份暴露,志丹被捕,囚于彬县,部队被收缴改编。后中共组织通过杨虎城的关系营救获释。同年4~5月间,志丹根据省委指示,又打入平凉甘军新编13师陈珪璋部,利用地方军阀间的矛盾,在陈部开展 。陈珪璋明知志丹是共产党员,但对志丹的能力十分钦佩,想利用志丹扩充自己的实力,对付其他地方军阀。志丹心中有数,亦借机以陈的名义在桥山南端宁县成立1个旅,号称11旅,自任旅长,人枪300多,并不断吸收当地农民及共产党员参加。不久,志丹的11旅与陈部发生火并而被打散。7月,志丹与马锡五进入南梁地区,收编赵连璧、杨丕胜、贾生才三股武装,终于组建了一支独立的革命武装队伍——南梁游击队,队伍逐渐发展到100余人。多次 失败的教训,使志丹认识到首先得有自己的根据地和武装力量,革命战争必须和当地群众斗争相结合,走“井冈山”道路。于是,他把部队拉到子午岭一带,一边坚持游击战争,一边建立根据地。10月下旬,志丹带领游击队在甘肃合水县灵锦庙和杨重远、阎红彦、师储杰、杨琪等率领的晋西游击队会合,到南梁一带休整。冬,转移至甘肃省合水县柴桥子。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部队改称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2支队支队长,在宁县和旬邑一带活动。
民国21年(1932)2月,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家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李杰夫(后叛变)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改编后,志丹离开部队赴省委汇报工作。随后在渭北搞 ,不久返回陕甘边。5月10日,省委改任刘志丹为游击队总指挥。时,国民党军重兵“进剿”陕甘游击队,志丹主持总部会议,分析敌情,部署战斗。15日,志丹率游击队直取旬邑马栏镇,一举歼灭敌511团2个连及民团一部,缴枪200余枝。17日,连歼凤凰山守敌511团2个连及焦家坪、五里镇两地民团共500余人,缴枪400余枝。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在五里镇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扩大红军,部队发展到1500余人。20日,向东挺进,半月之内经过5个县,大小战斗9次,获胜8次,歼敌1400余人,缴枪1200余枝,粉碎了敌人“进剿”。7月下旬,省委派代表到游击队,推行“左”倾错误,对志丹等进行批判。这时,敌人调集3000余人,分3路对游击队开始新的“进剿”,情况非常严重。子长、志丹沉着应战,采取避锐攻弱的灵活战术,佯装撤退,在照金以西埋伏,诱敌进驻照金。游击队立即将其包围,趁拂晓大雾弥漫之机,发动攻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激战不到两小时,打死民团总指挥党谢芳,活捉耀县团总蔡子发,歼敌400余,给敌以重创。随即挥师北上,寻找新的战机。志丹在离开照金时,将他的特务队交给-带领,就地坚持游击,开辟根据地。9~10月,子长、志丹两次率游击队攻打保安县城失利,便将队伍撤到甘肃省合水县平正川的梢林地带,分散活动。12月上旬,各路游击队在甘肃省合水县会合,根据省委指示,开往宜君转角镇整编,准备成立红26军。此时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以中央北方局特派员的身份来到部队,利用部队改编机会进行宗派活动,撤销子长、志丹的职务,强令谢子长、阎红彦去上海临时中央局“受训”,志丹和杨重远虽然留在部队,但不分配重要工作。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26军第2团,王世泰任团长,杜衡兼任军、团两级政委。志丹遭受不公正待遇,但他心地坦然,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积极协助王世泰工作,帮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和军纪条例,并尽力维护部队团结,表现出坚强的党性,赢得部队干部战士的拥戴。红26军成立后,杜衡继续推行“左”倾路线,只讲斗争,不搞联合,主张打倒一切。结果敌人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小,只剩下被敌围困的照金中心区薛家寨。伤员无处安置,粮食供给不济,情况十分危急。
民国22年(1933)5月,杜衡主张放弃照金,南下渭华重新开辟根据地。志丹坚决反对南下,他气愤地说:“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红军脱离根据地,就是自行毁灭。”杜衡不听劝阻,强令部队南下,自己却借故溜回西安。杜衡走后,汪锋担任政委,志丹任参谋长。部队已深入险地,进退两难,在蓝田张家坪被敌5000余重兵围困,只得分路轻装突围。在终南山一带苦战2月,终因孤军作战,弹尽粮绝,损失惨重。志丹带10余人冲出重围,又被困在深山老岭里。后在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下,化装成“货郎”,历尽艰难险阻,10月回到照金根据地。10月4日,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王泰吉。志丹回到照金后即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10月中下旬,志丹和泰吉挥军北上,先后在合水县城、毛家沟门、杨家店三战三捷,歼敌数百人。11月上旬,陕甘边特委和红军总部在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根据刘志丹的建议,总结以往斗争经验和失败教训,讨论制定了改编部队、建立根据地和行动方针等问题,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26军,先成立42师,王泰吉任师长,刘志丹任参谋长,高岗任政委,辖2个团500余人。会议还决定红军暂时撤离照金,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随即,志丹和王泰吉分兵两路继续北上,在二将川会师,利用战斗空隙在二将川、平正川、太白川、白马庙川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
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引起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极大恐慌。民国22年(1933)12月,西安绥靖公署向保安、合水、庆阳等地守军发出命令,准备向根据地发动全面“围剿”。民国23年(1934)1月,王泰吉离开部队到豫陕边搞 ,志丹改任红26军42师师长,杨森任政委。从2月至4月,志丹率42师在陕甘边迂回作战,9战皆胜。在南梁西部荔园堡歼灭张廷芝部300余人,又在三道川蔺家砭消灭张廷芝部1个连,在元城川五角城子歼灭谭世麟部1个连,特别是西华池一战,全歼敌17路军杨子恒部1个团部和2个整营及直属炮连,俘敌600余人,缴获长 6、00余枝,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骡马50余匹,打乱了敌人的“围剿”部署。接着挥师南下,在三原、淳化、耀县一带开辟第三路游击区,终于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扩大了根据地。5月,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志丹任主席。他编写了《军事教育大纲》,在南梁附近的张岔村创办军政干校,为根据地培养了一批军政干部。夏秋,刘志丹两次派部队到陕北,协同陕北游击队作战,还抽调一批干部和100多条枪补充陕北游击队。11月,在荔园堡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选举-为主席,刘志丹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此时,蒋介石调集驻河南高桂滋部和陕、甘、宁、晋4省国民党军4万多人,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起第二次“围剿”。12月,志丹和惠子俊(陕甘边特委书记)率红26军2团和陕甘5、6游击支队赴安定,与陕北特委及谢子长等共商对策。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惠子俊为书记。同时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谢子长任主席,刘志丹任副主席。因当时谢子长身负重伤,军委工作由刘志丹全权负责。志丹亲自为西北军委起草粉碎敌人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全面部署反“围剿”战斗。红27军先和敌人正面接触,志丹率红26军北上,在横山全歼井岳秀部1个精锐连。5月1日,两支红军在赤源县白庙岔会师,宣布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由刘志丹任总指挥。在志丹统一指挥和根据地群众武装的配合下,又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粉碎了陕甘宁晋4省敌人的第二次“围剿”,俘敌约2000人,缴枪3200余枝(挺),先后解放延长、延川、安定、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从此,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庆、东临黄河约20多个县的革命根据地,红军正规部队发展到2个师9个团5000余人,游击队4000余人。同年8月,蒋介石调集陕甘宁晋绥5省军队和驻陕东北军及国民党中央军的一部分共10万余众,对西北红军进行规模空前的第三次“围剿”。志丹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他乘敌部署尚未就绪之机,先发制人,同月中下旬,首先在东线绥德、吴堡一带击溃刚过黄河的阎锡山部2个旅,迫使阎部退回山西,接着又集中兵力进攻北线横山驻敌。9月,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25军进入陕北根据地。刘志丹亲自起草《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率军南下迎接红25军。9月18日,在延川县永坪镇召开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改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将红25军、红26军和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共7000余人。红15军团成立后,海东、志丹即率部南下,10月2日在劳山歼东北军110师2个团和师直属队,击毙师长何立中,迫使瓦窑堡高桂滋部和井岳秀部逃往绥德。5日,根据地首府迁驻瓦窑堡。
在反“围剿”紧要关头,“左”倾错误在根据地恶性发展,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斗争”和“肃反运动”。原红26军营以上干部和西北军委机关、陕甘边县以上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捕。当时,志丹正在前线指挥作战,他们采取欺骗手段将志丹调离前线。志丹在途经安塞真武洞时,碰见从瓦窑堡来的通讯员,说有一封给红15军团的急件,顺手交给志丹。志丹一看,原来是密令逮捕他和其他同志的名单。为了稳定大局,志丹不顾个人安危,镇定地把信交给通讯员,要他送往军部,自己准备赴瓦窑堡向中央驻西北代表团申诉。但他一到瓦窑堡,即被扣押。后来,妻子同桂荣及5岁的女儿也被禁闭起来。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毛泽东主席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等代表中央奔赴瓦窑堡接管由“左”倾错误领导控制的保卫局。经过审查,11月将志丹等全部释放。毛泽东、周恩来一到瓦窑堡,就接见了刘志丹。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并将陕甘游击队和地方武装改编为红28军。志丹先后被任命为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28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和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周恩来多次赞扬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心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是一个真正的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
1936年2月,志丹和-率红28军东征。4月1日,志丹指挥部队由神木沙峁头渡过黄河,向兴县进军,沿途连获胜利。4月14日,在围攻三交镇战斗中,志丹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士向敌人冲锋时,不幸左胸中弹,当即昏迷过去,清醒过来后,仍以顽强的毅力,断断续续地告诉身边战友:“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说完停止呼吸。24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致词。同年为纪念刘志丹将保安县改名志丹县。
同桂荣(1905~ ),刘志丹之妻,与志丹同村,民国十年(1921)与刘志丹结婚。战争年代,积极支持丈夫革命,默默奉献,倾力抚养遗孤。建国后,关心下一代成长。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政协常委。
刘力贞(1930~ ),刘志丹之女,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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