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族谱虽然是客家社会的一个传统,但是要编写好一套族谱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理解好历届编纂的族谱也是各说各理。这种情况不仅体现在族人中间,还体现在学界领域,甚至相互之间出现大相径庭的观点。通观各种观点,大体上可以将之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族谱的所有记载都深信不疑,尤其是对于祖上业绩、父系世系传递深信不疑;第二类是对族谱记录进行全面否定,认为族谱记录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其可信,对于谱中出现的某些错误经常小题大做;第三类是对族谱将信将疑,这一类属于大多数人的态度,并且对于有疑问的地方进行适度考证。刘佑育先生无疑属于持第三类态度的族人兼学者,从一个族人的角度看,刘佑育先生编纂了大量的姓氏文史资料,对于姓氏源流、祖先迁徙、地名变迁、族居地的人文史迹、刘氏故事等都进行了追溯、记录,有的还不厌其烦地进行了考证,这不仅对于刘氏族谱编纂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对其他姓氏族谱的编纂也非常具有借鉴意义。从一个学者的角度看,刘佑育先生已经超越了对刘氏宗亲的情感,他提出对“谎言”应给予理解、宽容、尊重,“要体谅前代前辈们编写粤东客家刘氏族谱的用心是‘善意’”等的观点,[1]从族谱编纂的具体内容上升到族谱编纂的方法,从族谱编纂的方法再次攀升到族谱编纂的思想高度,从而试图解答族谱编纂者的普遍困惑,这反映出刘佑育先生从一个热爱刘氏文化、怀有深厚刘氏宗亲情感的角色,转换到了冷静、客观地看待族谱编纂的是非问题,显示出其对族谱的理解已经到了一种新的境界。
族谱承载了宗族中最基本的中国父系世系相传的问题,不论什么样的族谱,无论其体例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通过父系世系表体现出来的父系世系观念都会存在,如果父系世系观念都不存在了,其编纂的体例再丰富都难以称之为族谱了。所以一套族谱编纂下来,父系世系情况都占据了族谱的绝大部分篇幅。作为对父系世系中的某一代人或某一个祖先的说明,通常体现在墓记、或祠记、或传记、或山林记、或族田记、或契约、或房产记、或路桥亭记、或争讼中,这些通常是间断式的祖先业绩记录,这些记录可达到激励子孙、团结族人的目的。这正如刘佑育先生所说的修谱、研究谱的目的是解决实际问题的。
如果修谱者、读谱者能够从这个层面来理解族谱的话,其所谓的“假谱”就不会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谱中的“错误”就不值得小题大做了。
作为参与族谱的编纂者来说,真正可以做好的,就是将宗族中所发生的大事客观记录,也可以将与本宗族相关的当代宗族人口分布、宗支迁徙轨迹、地名掌故、客家族群文化做一个很好的追溯,并将之记录在谱,或单独作为专辑出版,成为当代族人了解当今同族、同宗、同姓必看书。而刘佑育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所著的两册《溯源拾贝》包含的工作量都能证明这一点,这也足以让刘佑育先生在族谱编撰者中成为率先垂范者。
刘佑育先生对于我读博期间提供了大量的帮助,我非常感激。现在又出新书送来给我阅读、学习,我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现在将我对族谱、对刘佑育先生的一些认识做了一个简短的陈述,说得不妥之处,还请刘先生以及其他刘氏宗亲、读者多批评指正!
――2016.10.6
――(作者张勇华于 2013.09-2016.07 年于上海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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