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坤一外交思想观念的形成原因

刘坤一在中国晚清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他的研究却显得过于单薄，特别是在他的外交思想方面。本文详细地从开放的国际环境，友朋的影响，主动了解西方，对国际关系的认识逐渐明朗四个方面分析了刘坤一外交思想形成的原因。

刘坤一

刘坤一在1865—1875年的九年江西巡抚时期处理教案时开始接触外交事务，此后，处理对外交涉事件成了他政治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特别是于1890年担任两江总督这一特殊职务，例兼南洋通商事务大臣之后，在处理教案问题、藩属问题、条约问题等事情的过程中采取积极的态度，独挡一面，成为“半壁东南，擎天一柱。”逐渐形成了关于如何处理中外关系，实现民族自强的一系列理论与主张。

其实，刘坤一早期的思想相当的保守，在1865—1875年的江西巡抚、署两江总督任内就顽固地排斥新事物，坚决反对与西方国家往来，更别说进行平等的经贸交往。在任两广总督，特别是1890年复出后，刘坤一的外交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吸收西方近代外交的成分。刘坤一这一转变主要是由4个因素促成的：

1 开放的国际环境

自从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各大洲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各大洲都卷入了商品交易。伴随着殖民掠夺，西欧各国如葡、西、荷、英将贸易的范围从地中海区域和大西洋沿岸扩展到亚、非、拉，将亚、非、拉作为他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到了19世纪初，他们发现了中国这一个巨大的市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人不得不睁眼看世界，探索和思考在这个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理论指导的世界中学会如何生存。

刘坤一在1875年任粤督之前的从政期间，思想保守，对外夷深闭固拒，顽固地排斥新兴事物，对洋务新政表现出很冷淡的态度。但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只好敷衍塞责，虚应了事。况且，封建王朝本有人臣无外交的禁例，所以清政府“中外交涉事宜向归各口监督与各国领事官会办，详由地方督抚与所辖之通商大臣覆办，咨报总理衙门”。后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请为事权划一，地方的中外交涉文件则由各通商口岸的道员直接负责，而各省督抚则不直接与外国打交道。刘坤一遂以此为籍口，将所有中外交涉文件都推给九江道。刘坤一还辩解说：“惟谓京外各官不肯与之往来，不知苟非公事，人臣义无私交”。直到光绪元年，他还认为，“办理交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增新章即以保全旧章”。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将侵略者彻底赶出去，重新关上国门。

在1874—1881年他署两江总督和实任两广总督任内，由于两江特别是两广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他兼任南洋通商大臣这一特殊职务，刘坤一所接触到的中外交涉事件越来越多，与洋人打交道已不可避免。光绪三年，他已认识到“中西通好通商将与天地相始终，即有圣神文武之主起而内修外攘，亦不能闭关绝市，使欧洲各国之人俯首帖耳以去”。光绪四年（1878），他在复陈右铭信函中说：“将来国富兵强，不过肃纲纪而正名分，既不能犁庭扫穴，便不能绝市闭关”，刘坤一认为即使中国今后强大了，有能力将侵略者赶走，但也不必回到鸦片战争之前的闭关自守的局面。他要求中外友好往来，平等互利，中国也可以从这个开放的世界中获得许多的利益。单就关税而言，“每年二三千万之洋税于国计不无裨补”，所以中国既不能也不必要闭关绝市。

在这个开放的国际环境中，外交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传统士大夫都要求用中国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去感化异域外邦，对外交都不怎么重视，甚至是不屑一顾，认为它们都是细枝未节，而非根本。由于长时期处理涉外事务，刘坤一逐渐认识到了外交在一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它是一个国家国力的表现形式，如果外交方面比较成功的话，它可以为弱小国家争得部分主权，以弥补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不足，它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御史张盛藻所强调的“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已成为历史。在中日战争中，由于日本的努力，本来答应为中日调停的俄国公使竟然提出将朝鲜进行瓜分，令刘坤一极其愤概，“中朝推诚相与，不亿不信，遂至堕其奸谋”，而倭俄狼狈为奸，所以刘认为在积极筹备战守的同时也应该运用外交手段，“或间俄不为倭助，或连英使为我用”

刘坤一也看到，西方列强对外交的运用很成熟，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所以中国应该虚心学习，借鉴西方国家外交体制中的一些做法，如他在给清政府上书“仿照各国蓝皮书办法编订交涉案牍”，“变通外部及出使人员章程”等反映了刘坤一的这种想法以及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2 友朋的影响

深受刘坤一所敬仰的洋务派先驱左宗棠等疆臣对他影响颇大。他积极参预外交事务令刘坤一感触很深，刘坤一也从中借鉴他处理外交事务的方法。刘坤一对外强硬、据理力争的态度深受左宗棠的影响，左氏认为“自古谈边防者不外守战与和。而就三者言之亦有次第，必能守而后能战而后能和”，是疆臣中主战最力者，对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寸步不让。刘左作为塞防的代表，始终关系密切，刘坤一不但帮左宗棠筹集了巨额军费，还多次上书支持左宗棠塞防主张。

中国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对刘坤一的影响非比寻常。郭嵩焘担任英国公使期间，就要求总理衙门刊发他的介绍西方文明的日记。在他从伦敦寄回来的报告中，他赞扬西方的技术、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甚至将西方农业耕作方法和技术都介绍到中国。刘坤一与他书信往来频繁，两人纵谈洋务事宜，刘坤一很赞同郭氏的洋务理论。郭嵩焘的洋务思想不容于当朝的保守派，被人讥讽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他自己也感叹“动千忌讳，万口交谪……乃使一生名节毁灭无余。”他一次又一次受到弹劾，最终向压力屈服，于光绪四年（1879）奏请销差回国，引退迳返湖南故乡。刘坤一力排众议，上奏朝廷，虽然“该侍郎于洋务，持论不无过激，用人不无稍偏”，但是他“周知中外之情，曲达经权之道，识精力卓，迥出寻常。且其心地朴诚，亦属缓急可恃”，力荐郭氏到总理衙门任职，但是由于保守派军机大臣李鸿藻和景廉的反对而未能实现。

刘坤一还经常向深明洋务的黎兆棠请教诸如“中国学西洋之学”“究竟应从何项入手”一类的问题，在许多地方采用了黎氏的洋务军事理论。

而且，他还经常写信给中国驻外使节，向他们了解世界大势和各国动态。他与使美大臣陈兰彬、容闳，使俄公使许景澄，驻日大使张荫桓以及驻英、法公使曾纪泽，驻法公使李凤苞，驻日公使何如璋等都有书信往来，向他们了解事态的发展并就解决办法进行商讨。当刘坤一研读了何如璋平日寄给他的一本西方人论日本海军方面的军事著作后，深有感触，他复信何氏说：“自强之道，必如尊议，练兵能战始可言强”，“日本蕞尔小国，尚能自奋如此。中国地大物博，乃隐忍数十年，未敢遽存此念，是必于自强之道，合力图维，持久不变，方能有此一日”。他称赞何如璋：“留心时事，熟谙中外交涉情形，于受病之源洞见症结，于治病之法预觅针砭，卓识尽筹，尤为钦佩”。

3 主动了解西方

在中国近代早期，西方被视为“夷狄之邦”，外交被视为“夷务”，因而级别较高的官吏都不屑于涉足外交事务，所以当郭嵩焘于1875年被任命为驻英公使后，李慈铭曾扼腕叹曰：“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山，真为可惜”。刘坤一在广东按察使、广西布政使甚至江西巡抚任内都很看重内政，着力于太平天国战后对民生的休养生息，对地方官吏的整顿等方面。所以，刘坤一在江西巡抚期间，“休养生息，澄清吏道，一时翕然称颂。”但是外交在他心目中几乎无足轻重，只要敷衍得过去就可以了，这一方面由于在传统士大夫心目中，外交是“权谋”而非“礼义”，不应给予重视；另一方面也由于长期与外界隔绝，特别是对于17世纪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几乎一无所知，将他们等同于几千年来中国长期与之打交道的“夷狄”之流，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随着对国际形势了解的加深，刘坤一逐渐感受到西方列强在中国大地横行已五、六十年，如果对外交事务还是很陌生，对国际形势一片茫然的话，根本无法适应当时的需要。他认为中外通商已有多年，外国人于中国政治法律纤悉必知，虽然，近代中国介绍世界地理的著作较多，但其他方面则明显薄弱。刘坤一觉得，“我于各国约章律令必须详加考究，不独遇事因应得有依据，日后编纂商律尤资考证”。所以他致电外部，建议由外部组织各驻外使臣编译各国约章律令，详加考究。其次，刘坤一要求翻译各国历史，可知其世系沿革，强弱治乱之源，“不特周知外交，并可斟酌邦交”。

通过阅读新闻纸及与驻外使节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刘坤一时刻关注世界大势，了解各国情况。他除了自己作到这一点外，还要求王公大臣对国际形势都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光绪二十八年（1902）刘坤一提出由朝廷派王公大臣，宗室子弟翰院各部各级京官到各国游历，或自备资斧出洋，并且鼓励自筹经费出国留学。归国时统一考察，量才使用，并逐渐形成制度，明定章程：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起，以三年为限，“凡官阶资序才品可以开坊缺、送御史、升京卿、放道员者必须曾经出洋游历一次，在三年或十年均可，”此类官职不得由未经出洋者担任。

4 对于国际关系的认识逐渐明朗

在同治朝时期，刘坤一主要集中精力整顿内政、发展经济、修整民生，在处理教案的过程中偶尔接触外交事物，他对国际关系的认识极其模糊而幼稚，对于国际形式的认识过于简单化，把处理中外关系看得太容易了。同治六年，奕訢认为，“各国中财力以英为最强，其所重在通商；性情以法为最悍，其所重在传教；俄最善柔阴狠，时时注意于边界。三者鼎足而峙，而其余群相附和”。刘坤一深受他的影响而得出：“盖泰西各国唯英法马首是瞻，其图利以英为最甚，现在通商口岸类皆英商，不惜糜费，极力经营，置顿资财曷若亿万，是皆百姓所眈眈者，一旦众怨并兴，独英人深受其害，”可以派一置辩之士谕之以情，晓之以理，英人或许会知难而退。同时告诉法人有利于通商各事并不一定有利于传教，“何必同声附和，以失中国之欢。各省教民甚多，事败岂有瓦全之理，是亦事所必然”，法人也许会听从劝告而改变追随英国的做法，英人和他国也不会说什麽。这样俄国势单力孤，也不可能有所作为，而对中国损害过大的传教章程，本身也无法挽回，“亦只可仍其旧，设官约束转以夺州县之权，彼既只有护符，殊非中国僧道可比，倘洋人所求必遂，各国之交莫离，目下计在羁縻，自不能不允以一二事。诚如总理衙门所奏‘纲维在内，实事在外’各省大吏以民向背以用刚柔。万一不能调停，请立予重遣，以塞洋人之口而后徐为之图”从刘坤一的话可以看出他并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实际上，英、法、俄各国要求通商也好，传教也好，仅仅是侵略手段不同而已，而都是想掠夺中国的权益，其最终目的则完全一致，而刘坤一却认为法人传教是目的。而且，虽然他们矛盾重重，但在控制中国、获取经济利益方面常常相互勾结。

19世纪末，经过甲午战争之后的清政府进一步暴露了虚弱的本质，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已做好了瓜分中国的准备，只需找个借口而已，德国首发其端，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借口。胶案发生后，刘坤一就发现“德借教案据胶，各国又借德事互有举动以阴遂其私”，胶案仅仅是中德之间的事情，但各国都蠢蠢欲动，并料想“若胶不速还，势必群起效尤”。为了牵制俄国，维持远东的势力均衡，英国策划英、日、中联盟，以抵消俄国在中国势力的消长。刘坤一能够看清楚当时的国际形势并对俄、德、英、法、日之间的矛盾进行恰当的分析：“俄侵朝鲜及东三省，德据山东，法图云南各口，奸谋毕露矣。英持商为国，今见南北商权尽失，岂能隐忍”，从而为清政府作出“此时能联英最善”的决策。

在八十年代以后，刘坤一通过经常阅读新闻纸，与驻外公使保持经常的书信往来等方式而对国际形势作出的分析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刘坤一已认识到列强在侵略中国时相互勾结，相互援引，以获取更多的利益；而当某一国在华势力增长时，其他国家又会采取各种手段来保持各国在华势力的均衡，如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刘坤一就认识到俄国是由于日本占据辽东而侵犯了他在远东的权益，会打破俄、法、日等国在远东的势力均衡而出现的。中俄密约后提议英、中、日结盟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总之，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刘坤一逐渐地从早期从政时期顽固排外的保守的封建思想中解放出来，开始破除中外成见，接受新观念、新方法，积极投身到富国强民的洋务运动中，在器物、制度等方面引入了西方的部分观念和主张。虽然传统的封建思想在他身上已经根深蒂固，导致他外交观念中“近代”的成分十分有限，所作的诸多努力也难以改变满清王朝覆亡的历史命运，但他本着挽救民族危亡，希望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的爱国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值得我们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