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汉文化的历史

汉文化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文遗产，也是分布最广的文化资源之一。它的历史基础，是导源于汉中，作成于长安、洛阳的两汉四百多年的历史。它的文化基础，则是周秦以降的带有平民特征的封建文化，而且这种封建文化，是在原始意义上的封建贵族领主制度灭亡之后产生的。　　

全盛时汉朝地图

中华民族以其博大的包容性，以其崇尚和谐、敦睦和平的精神，不仅从血缘上整合了历史上的诸多部族，而且从文化上、思想上和心理上、习惯上融会了多民族的原始文明。我们说中华民族是多样性的统一（习惯性的说法），或者称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构成（费孝通的说法），都是对这种大民族包容现象的概括（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而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文化共同体）。问题在于，从“多样”到“多元”的称谓，其实是强调了原有文明的独立性，是对民族历史的一种富有智慧的概括。

汉族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长期引领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主流。尽管一个时期的统治家族未必都是汉族人员构成，但是归根结底，其文化的归宿仍然在于具有更大包容性的汉族文化（一些历史上的草原民族终于融会到汉族之中，即其证明）。尽管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但是我们不能不认识民族的实际差异，不能不认识民族文化的实际差异。基于文化差异的民族差异，才是最本质的差异；而基于政治制度的差异，仅仅是固化了的文化差异的一部分。汉文化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也是一种文明的标签，并非完全血缘意义上的汉族才是汉文化的惟一载体。

唐朝人早就认识到了华人夷心和夷心华人的问题。所谓华人夷心，是指肉体上的华夏族裔和文化上的夷狄行径的合一；反之，则是指肉体上的夷狄族裔和文化上的华夏行径的合一。在这里，华夏族作为汉族的前身，其实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标签，而夷狄作为周边存在的民族，也被当作是野蛮的标签。尽管这个标签具有命名学上的狭隘性，但它说明的问题则具有哲学意义上的普遍性。汉文化作为这个特殊的标签，在东方世界的历史上延续最久，原因就在于它的文明引领作用持续得最长。

汉代文化的本质，仍然渗透着先秦时期的自由精神，或者说，仍然有先秦时期学术争鸣的历史孑遗。先秦时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轴心时代，是最具有历史原创性的伟大时代。其历史定位，与古希腊、罗马时代是交相媲美的。其固化的政权形态和都市模式，也都成为东西方文明的不同根源。汉文化作为这一轴心时代的第一个传承者，其所张扬的文化内涵和其所抛弃的文化内涵，都是具有传播学价值的。汉代人的冒险精神，就是对先秦思想自由的一种放浪实践。

汉代文化具有地缘上的楚文化特点，但不等于原初意义上的楚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富有一种开发中区域的浪漫精神，而汉文化仅仅是这种浪漫精神的局部演绎。在政治行为上，秦文化的尚法精神，以及其他诸侯国的文化态度，也早已深入到了汉文化的骨髓之中。不过，统治家族的楚裔、楚风、楚韵，仍然是西汉最高统治者的精神美餐，仍然值得研究者加以注意，——尽管我们说这种精神支撑是逐渐淡化了的。

（二）

汉文化的遗产是多样性的。其中物质性的、非物质性的和属于记忆范畴的文化遗产，都值得引起重视。
汉文化的物质性遗产，主要包括各类文物遗产。举凡中国古代的大陵墓、大遗址，以及各类实物，都以汉代遥遥领先。分布面广，规格高，等级高，收藏丰富，价值昂贵，都是汉代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从这个角度看，汉文化是中华文明最大的一宗资源宝藏。
有人说希腊罗马的历史遗产更牢固一些，古建筑至今保存，而秦汉的历史遗产要更脆弱一些，古建筑至今十分罕见，根源在于建筑质地的不同，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土木结构和石质结构，显然是有保存周期差异的。但是，秦汉建筑的毁灭，并不等于秦汉历史的终结。悬写在历史时空中的这一段苍茫历史，是不容易一笔抹杀的。

汉代的原始建筑，现在已经无法看到。我们所能够领略的门阙之类建筑，仅仅具有地下遗址的意义。从考古学意义上的挖掘，与从建筑学上的师法，古建筑的现实影像是完全不同的。考古学上的认识，其实是永远也无法穷尽的。不过，根据汉朝人将阳间的一切都企盼带到阴间的做法，我们也能够揣测、摩挲到一些汉代建筑的原始格局，尽管这种格局是被大大缩小了的，仅仅具有象征意义。
汉代的实物，体现了平民政权的政治特点。与商周文明不同，汉代的文明要质朴一些，要平民化一些。尤其是西汉时期，国力的制约，也限制了文物仿真性的削弱。不过，与秦代的写实主义相比，其象征性的审美意义，要略高一筹。审美价值与实用价值是两种尺度，不能简单划等号。
汉代的帝王陵墓，据说要花费国家财政的三分之一。说明汉代人对死亡的重视，也说明当时人的双重世界的梦想和理念。在那个时代的巨大消耗，是历史的悲剧，但在后世中国所产生的文化意义，则是一种认识上的喜剧。这也是一种文化财富的传承方式。有人说，从帝王陵墓可以看到东方式的茔葬制度，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岂止一种关于死亡处理的制度，其实也可以领略那个时代人们从思想到行动的一切选择。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既有礼仪制度方面的，也有社会习俗方面的。从汉文化的经典策源地，可以发现许多民俗上的文化根源。这种地域性的民俗，虽然裹挟了后代的重重影响，但追源溯本，仍然要找到秦汉时期。例如，汉代甘泉宫附近，至今仍然有“拉下马羊”的婚俗，这种习俗可以追溯到汉代。羊的崇拜和交替，既有法理上的传统禅递意义，也有走出畜牧生活的文化内涵。它作为农耕环境的产物，其根源可追溯至汉代。
作为国家礼仪制度，汉代宫廷礼仪的影响，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如果说秦始皇完成了封建政治制度的建设的话，那么说汉高祖肇始了封建宫廷礼仪制度。恐怕也是有根据的。为什么《周官》一书在汉代受到重视，恐怕就是因为当时的汉王朝建立初期，迫切需要从礼仪制度上对国家制度加以完善。这种来自宫廷的礼仪制度，其实是典雅化的民俗传承，但在后来的流衍过程中，它与沉潜民间的风俗习惯，又是互动交流的。
至于记忆性的遗产，主要是指典籍性的文献。汉代是先秦文献的第一次系统整理和诠释。自古以来，由于汉人站在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他们自觉整理和诠释的古代典籍，后代人尽管有颇多质疑，但都不能不加以学习。直接继承是一种学习，批判性继承也是一种学习，而且批判性的继承，是带有重新认识意义的更深刻的学习。汉代人所选择的学历路径，为后来人提供了一种不可逾越的学习摹本。
现在要开发汉文化的内蕴，主要是就上述三大遗产而言的。但是遗产的分布和遗产的挖掘，都需要特定的现实载体。这种现实载体的抉择，是我们必须高度注意的一个问题。文化遗产的发掘，一方面要为现实社会服务，但也要担负文化传承的重任。两千多年的人文祖先所遗留的东西，千万不能在我们手中毁弃，这是最大的一个开发前提。

（三）

汉文化的原创性，与刘氏家族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本质，在于刘氏家族是汉王朝的主宰者。但是汉文化并非一个家族的创造物，它乃是当时社会大众的共同创造。统治性的血缘家族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有显性的，也有非显性的。而且，从文化意义上的创造来说，政治统治的制衡作用，常常超过了推动作用。政治的特点是求稳，而文化的特点是求新。两者的发展轨道有交叉，但不重叠。
刘氏家族的孕育和发展，具有中情胆怯的特点。刘邦从一个自耕农成为皇帝，固然是胆量包天，善于运用政治策略的结果，但是其后方基地，则显然比较虚弱。从其继承人角度看，血统上的不纯粹性，也反映了这个家族的血统虚弱。刘氏家族曾经几度换血，与周秦时期大有不同。尽管汉朝末年，刘氏家族的子孙，早已发生了衣食租税方面的危机，但是那个时期的姓氏繁硕，并不足以证明其统治基础的雄厚。
刘氏家族的统治特点，在于第一家庭的虚弱。而第一家庭的虚弱，最集中的表现是皇后作用的增强。皇后作为统治家族的一个后方代表，在汉王朝的统治时期，发挥了非常刚性的作用。从吕后到窦后，然后到王氏家族，先后覆盖了汉代的几个皇帝，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尽管汉武帝有意遏制皇后的凌驾作用，但是实际上的效果，与他的初衷恰恰相反。
从家族、地域意义上探索汉文化的价值，并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但是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家族、地域文化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就历史价值的挖掘而言，家族式的探索，或许还是具有亲情意义的一种纽带。
在中国姓氏文化中，姓氏的数量也可以标举一定的历史过程。刘氏是中国最大的姓氏之一，恐怕就与汉王朝的四百年统治有关。尽管在后代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刘氏家族收录了不少异姓，也有很多少数民族改姓刘氏，但是这个家族姓氏的繁荣和发展，毕竟不能忽视这一重要的历史渊源。
就世界华裔来说，姓氏纽带也是非常重要的。姓氏有血缘联系，也有非血缘联系。从世界意义上说，其文化意义早已超越了血缘姻亲关系。但仅仅是姻亲关系，也足以成为交往的纽带，成为互动的桥梁。我们需要跨越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更多地从文化、心理角度加以联络。这种联络方式，比一般意义上的外交行为要更亲切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