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孝文化渊源

一、从《长沙定王台联》说起

在古城长沙，有两处汉代留下来的名胜古迹：一曰贾谊宅，一曰定王台。贾谊宅尚存，并已修复，改称贾谊故居。传于天心区太平街太傅里，成了长沙一游览胜地；定王台在原浏阳门内，今芙蓉区解放中路高架桥东侧的长沙市图书馆旧址，其台基尚能觅到一片痕迹，馆后老巷仍名定王台，实际上已存台亡。贾谊宅确实有保存价值，贾谊的才华令人赞叹，其遭遇也令人同情。但定王台约建于两千一百六十年前，它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也不输于贾谊宅，而对于中华刘姓的历史变迁与文化发展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大汉都城

著名联家夏献云曾撰《长沙定王台》云：
舂陵之气信嘉哉！岂知东汉中兴，早已肇基在贫国；
贾傅有灵相见否？太息南湘不返，未有留待辅贤王。

舂陵，汉冷道县有舂陵乡（地在今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西北）。汉武帝元朔二年封刘发之子刘买为舂陵候，置为舂陵县；汉元帝时，刘买之孙刘仁徙封至南阳之白水乡（地在今湖北省枣阳县东），仍为候国，亦号舂陵。此联中指湖北的舂陵。刘仁带着堂弟刘回及其宗族迁居到了湖北的舂陵。这是长沙王宗族的第一次北迁。舂陵之气，指舂陵的天子气。《易》家的迷信说法，认为皇帝所在之处，天空中会有一种特殊的云气。王莽末年，有 语说“荆楚当兴，李氏辅之”，又有望气者说南阳有天子气。贫国，指长沙国。上联说，舂陵有天子气这种说法确实很美好，但怎知东汉中兴，早已在贫困的长沙国奠定了基础。贾傅，指贾谊。他曾被贬为西汉初年唯一的异姓诸侯长沙王吴著（一作“吴产”）的太傅。吴著在汉文帝后元七年去世，无子，封国被废除。就在这一年，文帝逝世，景帝即位。两年后，累帝封刘发为长沙王。因贾谊此前曾任吴著太傅，却过早地去世了，所以下联叹息他不能再返南湘，留下来再辅佐新的贤明的长沙王。

这副对联肯定了两点：一是东汉中兴，奠基在长沙国，二是长沙王刘发是一位贤明的诸侯王。

二、长沙定王刘发与定王台

刘发是汉景帝的第七个儿子。

刘发的出生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愿进，而饰待者唐儿使夜进。上醉，不知，以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觉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发。”这是景帝作太子时的事。他召程姬待寝，而程姬来了月经，不能行房，就把待女唐儿梳妆打扮一番，让她趁黑夜入待。刚好景帝喝醉了，不知已移花接木，就跟他作爱，使他怀了孕。事后景帝才发觉她不是程姬，等到生下儿子，就取名叫“发”，有“事后发现误幸唐儿”之意。只因这一“误幸”，才有了我们刘氏宗亲中最为兴旺发达的一支，等到他的第六世孙刘秀成为东汉中兴世祖光武帝，更成了汉王室中最尊贵、最重要的一支。

可是，当景帝之世，由于他母亲地位低微无宠，他也不受重视，名义上还得认程姬为母。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他被封到低湿贫困的今湖南省溆浦县以东、衡山县以北的人烟稀少的狭小地区作长沙王。而与他同时受封的河间王刘德、临江王刘阏、淮阳王刘馀、汝南王刘非、广川王刘彭祖（后改封赵王）则全都封在人烟稠密、富庶发达的中原地区。在刘发受封以后的110余年里，长沙王宗族一直默默无闻，却不显山、不露水地繁衍壮大。直到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他的曾孙刘仁、刘回才率湘南宗族北迁至南阳白水乡。

纵观西汉，从高祖刘邦至汉平帝共历12朝，所封的诸候数以百计，但大都骄奢逸，丧伦失德，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被贬谪，遭废黜，被斩首的为数不少。倒是这位不受宠爱，不被重视的长沙王虽然无所建树，却也不敢骄纵，得终天年。其王位代代相传，也没有大的劣行见于史书。刘发死后谥曰“定”，定者，安也。这也说明他安于本分，在位其间长沙国是安定的。其子孙也继承了他的做法。

刘发是个聪明人。公元前142年，景帝去世的前一年，刘发去长安向景帝祝寿。景帝让刘发上前献舞。刘发“但张袖小举手”。众人讪笑，景帝也觉得奇怪，就向他询问。他答道：“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景帝闻言，心生歉意，觉得亏待了他，就下诏将武陵、零陵、桂阳三郡划归长沙国。这样，长沙国辖区就扩大到今湖南全境及邻省的部分地区。须知这是在景帝大力削藩之后的一次反常行动，这说明景帝对刘发是放心的，也表现了刘发富于心计。

刘发的孝思更传为千古佳话。相传，刘发从临湘（今长沙市，长沙国都城）运送大米去长安，命送米者再从长安运土回到临湘，选择城东高地筑台，以便时刻登台眺望生母唐姬墓。临湘距长安在1500公里以上，运土筑台之说难以令人置信。但他筑台望母都是事实。这是一座思亲台，寄托了他深沉的孝思。刘发死后，被称为定王台。据《太平 宇记·一一四·潭州长沙县》又名定王庙、定王冈。

三、从定王台引发的思考

尊重历史，解析历史，珍惜古迹，阐发古迹，是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在内的所有后来人的神圣职责。对于我们中华刘氏的后人，珍惜我们刘姓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名胜古迹，继承发扬我们刘姓祖先的优良美德、优秀传统、尤为重要而迫切。

定王台，一座小小的思亲台、望母台，已湮没于今天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的汪洋大海之中，它消失了。对于丝毫不懂历史的人来说，当然不会感到惋惜。确实，在今天的现代化都市中，它不会显得华丽，也不会显得雄伟。然而，它有文化底蕴，有历史价值。因此，我们不能不为它的消失深感惋惜。在今后的建设中，我们一定要把保护文物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那么，对于已经湮没、毁坏的名胜古迹，我们该怎么办呢？在寸土寸金的长沙市，它还能有幸占得一席之地吗？我们能让它原貌重现于世吗？恐怕它的原貌如何，我们也无从得知了！

东汉中兴“早已肇基在贫国”，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基”是什么，即东汉中兴的基础是什么？二是为什么会在“贫国”“肇基”，而不是富国、大国。

这“基”是什么呢？就是人才。王莽政权建立仅仅十余年就覆灭了，除了他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人心思汉等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长沙定王刘发这一支汉室宗亲中孕育了一大批英雄豪杰。当王莽篡权之时，刘发的第五世孙如刘 、刘茂等，等六世孙如刘寅、刘秀、刘祉、刘嘉、刘仲等已经成长起来，刘寅、刘秀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刘寅自新野率宗族子弟七八千人起兵后，首战失利，而对王莽的十万精兵，他联络王常的下江牟，巧袭蓝乡，在黄淳水，大破王莽军，斩其主将，歼敌两万余人，接着又于育阳大胜莽军，使王莽大为震惧。刘寅被更始帝杀害后，刘秀又崭露头角，在决定王莽覆亡，东汉中兴的昆阳决战中，他的军事才能与英雄气概得到了充分发挥。他亲率十三铁骑突出昆阳求来援兵后，又亲属三千精兵猛冲敌军中坚，突入敌阵，杀死王莽军主帅之一的王寻，终以万余兵力大败王莽倾巢而出的四十二万大军，歼其主力。这一战成了中国历史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在东汉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刘氏宗亲前仆后继，英勇壮烈，刘秀的祖公刘元、二哥刘仲就死于首战之中。当然，东汉政权的建立，离不开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的浴血奋战，也不能抹杀其他刘氏宗亲中的优秀人才，如名列云台二十八将的刘植等人的作用。但地封贫国，从来都是默默无闻的长沙王这一支宗亲中突然涌现这么多杰出人才，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从来富贵骄人，富家子弟多纨绔。或许正是刘发这一支汉王室宗亲因为生活在贫穷落后的环境中，又因不受宠信，而没有养成骄纵的恶习，反而在艰苦环境下受到了磨砺吧。

汉代标榜以孝治天下，认为孝道是“至行”“大伦”的体现。就是“愆乎至行，浊乎大伦”（见《后汉书》卷十四《四王三侯列传》，即是说，不孝就亏损了最高的德行，混乱了人与人之间至高无上的伦理关系。《孝经·五刑》上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据考证，《孝经》成书于汉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五刑三千条，不孝罪最大。故自汉惠帝始，汉代皇帝的谥号前均增一“孝”字。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等。汉代对有孝行的人特别奖励，光武帝族叔刘歙于建武十年去世，其子临川王刘终“居丧思慕，哭泣二十余日”而亡，光武帝以为孝心可嘉，二子皆封侯，对民间有孝行者，自汉武帝时始，设立了汉代选举官吏的两个科目，即举孝、廉。孝，指孝子；廉，指廉洁的士人。以后合称孝廉。在汉代，孝行昭著的人可以被选拔担任官吏。这样，在汉代就形成了崇尚孝道的良好风气。而定王台，就是一个表达孝思，崇扬孝道的生动例子。对地位尊崇、身份显贵者表达孝思，也许不足为奇，甚至还可能别有用心，而刘发对出身低微、卑贱的生母如此思念不已，则完全是真情流露，特别难能可贵，令人感动。对于我们中华刘氏的传统美德，亦即我们整个民族的这一传统美德，如何大力继承和发扬，并使之为建立和谐社会而发挥作用。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从而付诸行动的。

我衷心祈愿定王台能重现古城长沙，让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去瞻仰，去缅怀，去思考，去探究，让中华刘氏的美德万世流芳，让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