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洪洞”县对于中国百姓来说，可谓家喻户晓，在中原和北方更可谓妇孺皆知。一个小小的县名，何以有这么高的知名度？这大概是因为：一是洪洞随“苏三起解”的传唱而扬名。二是随明初洪洞移民而被广泛记忆。
老鹳窝
在长江以北的地方，特别是山东、河南、江苏、河北、安徽等省的大部分老百姓都把洪洞做为祖居地，在这些地方以外的地方，也因这些省人口的外迁而也把洪洞作为寻跟问祖之地，如东北三省、台湾。洪洞大槐树对于这些地区的百姓来说，已经不是单纯对祖居地的一个记忆，而且把这种记忆演化成对故乡和祖先的怀念情节，紧紧萦绕在脑间心中，为中华民族心中留下了悲欢离合的一段记忆，常使人感慨系之。
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晋、冀、鲁、豫、陕、甘、皖、苏、鄂、蒙等地，甚至广西、广东、海南也有部分移民，南宁市卢家翎曾说：“《卢氏族谱》载：卢伯庄、平阳府榕木社人，郡在山西省洪洞县，清弘治年间举人，任广西北流知县，落业北流民安冲头村，生三子。至今子孙已有四万余人，遍及广西、广东、海南三省七县。”从明初至现在，在各个历史时期，昔日由洪洞迁出的移民，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等地区。例如明末吴三桂降清后，被封平西王，他率军转战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清史稿·吴三桂传》)，部下士卒大多是冀、豫、鲁健儿，他们大多是古槐移民后裔，多不愿附逆而散居各地。清军入关后，旗民多编入军籍，关外空虚，土地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奖励由关内向关外移民，“顺治十年议准辽东招民开垦，有能招至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招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古今图书集成·赋役考》)这项政策，一直贯彻了几十年，从古大槐树迁出的人民，有相当部分再转迁到东北地区。还有一例，在国民党退居台湾时，有相当部分移民后裔移民台湾，台湾《东方杂志》复刊第十五卷第七期载：高阳齐如山先生写道：“吾族乃于明永乐二年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去的，清朝末年，有许多河北省的军官重到山西，又寻到大槐树之所在……足见中国人念旧不忘本的心情之浓厚。”陈纪滢先生也写道：“北方多少代以来，一贯证明成祖燕王扫北后，把山西省迤西居民，迁徙至中原，以洪洞县为移民转运站这件事，互相转述，至今不衰，认为这是历史上北方居民的一次空前大迁徙。”台北新店市张学亮先生给洪洞县政府来信说：“我的祖先是山西洪洞老鹳窝人，姓张。属于‘甜菜芽张’。据现今菏泽市地各志记载，我的祖先是于1368-1398年间从山西省洪洞县老鹳窝东迁至山东曹州府西北45里李庄集，后又东移二里建村，是为黎阳村。”
“谁是古槐迁来人，脱鞋小趾验甲形”。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皖北、苏北等地普遍传说，凡是从洪洞迁来之民，脚小趾甲中有一裂缝，好像是两个指甲，不是古槐迁者，均无此特征，时至今日仍为复形指甲，这一问题还待民俗学者、遗传学者深入研究。据说还有有些移民是被绑押解迁出的，路上如果需要大小便，必须让领队解开绳索，故至今这些地区上厕所仍说成“解手”。
古大槐树处迁民之后裔经过几代、十几代，大都不知道被迁前是何村何地，但都知道“大槐树是故乡”，这一点至今谁也没能忘却。移民在离开大槐树时恋恋不舍，到达新的定居地点后，他们大多栽种了槐树，借以寄托自己对家乡的怀念。河北省河间县申鲁村高氏在自己家门口栽了一棵槐树；保定府西关谢德先开了名叫“老槐茂”的酱菜铺。河南确山县有槐树庙村、大槐树村、槐树庄村。古槐移民更是在家庙祠堂的楹额上铭记了纪念的文字，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山东菏泽固堆袁家祠堂墙碑曾刻有洪武二年袁公正题望槐思乡诗：“昔日从戎驱鞑虏，今朝屯田太行东。洪洞分支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凤。古岗植槐三五株，铭记晋中父老情。卧雪传说流千古，后昆霞蔚赛劲松。”河南焦作市刘氏祠堂匾额书：“派衍洪洞。”河南偃师县牛氏家庙大厅的楹联写着：“十八祖平阳世泽，五百年毫西名门。”河南省武陟县小东乡大淘村孙氏牌位对联：“祖洪洞支迁沁左，籍山西裔延河南。”移民们迁往各地，因一村不准两一姓，所以兄弟之间为了相互照应，有一姓分为几个姓者，至今仍有山东某地仍有“回、翟、常，一个娘”、“魏、梁、陈、一家人”、“崇、刘、顾，是一户”、“山东无二郭”等说法。
山西洪洞大槐树
（一）洪洞与洪洞大槐树概述
1、洪洞概述
洪洞历史悠久，其由来史志上说法纷坛，而较晚的县志上有以下两种：一种是雍正年间《洪洞县志》所载，春秋时期，杨、姬姓氏尚未确定．杨之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扬，因氏焉。周衰，杨氏谮称侯号，曰杨侯。…。春秋时为杨侯国．属晋，这就是流传的洪洞县原为杨侯国的缘由。战国时属魏，后归赵；秦汉置“杨县”。隋“义宁元年，改徒杨县于西北十五里，为今洪洞县”。为什么叫洪洞县呢？“因有洪洞镇，故名。相传南有洪崖，北有古洞．镇得名以此。” 一种是民国年间《洪洞县志》所载，“杨侯故址，侯为周同姓。国后灭于晋，子孙迁署，以因为氏。……故址氏秦壁空崖。”同时又记载道：“周杨侯国，文王庶子．伯侨所封。……后灭于晋。”秦置墨扬县，隶河东郡。隋隶临汾郡，义宁二年更名洪洞，取县北洪洞镇为名。关于洪洞古镇，此志有较生动的记载：“洪建在县小雨门外．涧水之南。壁立百尺，逶东袤五十余里。郭景纯游仙诗所云拍洪崖肩者即此。”
洪洞属临汾。临汾“南通秦蜀，北达幽并，东临太岳。西控汾河”因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为河内重地，洪洞也成为山西之通衢要道。故而也成为移民迁出的聚集之地。
2、洪洞大槐树
洪洞县之所以出名，还和洪洞县的大槐树有关。据民国年间《洪洞县志》裁，“大槐树在广济寺左”。该广济寺为历代贞观二年历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往来香客不断。同时，这里又处南北要道，设有经站。传闻四方的洪洞大槐树就生长在广济寺，相传为汉代所植。积年累月，树大荫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老鹳在此筑巢垒窝，成为大槐树独特的一景。
县志记载：明洪武永乐年间，屡移山西民于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处，广济寺设局驻员，大槐树下发结凭照川资，洪洞移民就是从这棵大树下一步一步离开故乡，将大槐树视为永远的故乡。可惜年代久远，明代大槐树，早已和寺院—起毁于汾水，第二代大槐树也以枯萎，可喜的是现在第三代大槐树又已枝繁叶茂。民国二年，县人景大启、刘子林等，募资树碑，以志痕迹． 石碑—丈五尺，宽二尺四寸，碑冠篆刻“纪念”二字，碑阳刻“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阴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并建有碑亭禾茶亭，有“誉延嘉树”，“荫庇群生”等匾额。还刻有诗作：“木本水源流泽长．依依杨柳认村庄，行人还里前踪记．遗爱深情比召棠。”现每年清明举办寻根问祖节，都吸引了大批移民后裔前往认祖寻根。
中国传统村落
（二）大槐树移民的背景与原因
1、元代残酷统治，农民起义不断，战争频繁，明“靖难之役”，造成北方人口剧减。
元代是封建社会一个最野蛮、最黑暗的朝代。为了加强蒙古贵族的统治力量，元朝实行以蒙古贵族为主．联合汉族地主和色目、契丹等族的上层分子．共同压迫与剥削各族另动人民的政策。为保持蒙古族的生活习惯河生活方式，变大片土地为牧场，又通过“赐地”的方式剥夺农民的土地，农民失去土地，被迫去租种高地租的土地，农民对蒙古族政权越来越不满。元朝统治者还将各族人民强制分为四个等级，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包括北方汉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南人(指南方汉人和其它各族人)。其中蒙古人地位最高，汉人尤其是南人地位最低。还明文规定：高级官吏很少由汉人担任，内外官府，“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商人贰焉”同时在刑法上、科举上，都从备方面限制汉人、南人。特别是不许汉人、南人藏兵器、田猎、习武、养马、祈神、赛衣，甚至不许集市买卖和夜间点订。尤其令人不能忍受的是，蒙古贵族还强迫汉人、南人转化为奴隶，动轨上万家。元顺帝时，元丞相伯颜因农民起义首领朱光卿、棒胡是汉人，竟奏请朝廷，杀尽天下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中以这五姓最多)人。这一血腥恐怖政策终于激起了元末大规棋的农民起义。
公元1351年，白莲教首领韩山童起义。同年刘福通在颖州（今安徽阜阳）起义。随后农民起义军芝麻李、赵均用等攻占徐州，郭子兴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南方彭莹玉（彭和尚）、徐寿辉攻占蕲水（今湖北浠水），建立“天完政权”。
元末明初，中原和长江流域经历了四次比较大的战争，大量人口死亡。
第一次是刘福通率领的两淮、河南、山东、安徽和江苏北部的农民十余万与元军浴血奋战十三年，惨遭镇压，失败告终。元军在镇压过程中，手段残忍，无所不用其极，过皆屠城，百姓“十亡七八”，连年的战争，中原呈现出“春燕回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凄惨景象。
第二次，是元统治集团内部的内讧征战，主要集中在北方的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经年之间，凡战数百起。
第三次，朱元璋起兵两淮，南突北战，推翻元统治。连年的征战，绝。”“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土．自兵烫以来，尽化为蓁荒之地。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什一．地广民稀，开辟无方。”朱元璋回老家安微风阳，初建县时也谓：“地瘠民稀，萧萧数椭．仅同村落。不足以供一郡。”
第四次，便是明“靖难之役”。为争夺皇位，燕王朱棣向南京政权发动战争，持续四年，杀掠无数，苏、鲁、豫、皖尤甚。以至“道路蓁塞．田畴草莽，干村辟荔，魂哭鬼狂”，“东西六七百里，面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2、元代中原、北方地区灾害不断，大批民众死亡。
元末明初，中原一带，不但兵祸迭起，旱涝蝗疫之灾也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
最严重的是水灾。据《元史·王行志》等书记载，元末至正元年到26年，几乎每年那有特大洪水泛滥成灾。比如，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黄河在曹州、汴梁等地三处决口，人民游移多至45．8万余户，河南仅存封邱、延津、登封、偃师几县。而燕、赵、齐、鲁及苏北、皖北等地则是一片荒凉。同年五月．济宁路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百、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八年正月辛亥．河决济宁路。二十三年七月河决东市、寿张，屺城墙、漂屋庐，溺死甚众。26年2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八月济宁路肥西县城西黄河泛滥，漂没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70余里亦如之。由于当时黄河、淮河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囚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衬庄城邑多成荒墟。”连当时的一应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岁饥馑，民不聊生。”这种情况到明初仍不断发生，例如“成祖永乐14年(公元1416年)正月，怀庆、彰德府大水。五月。汉水涨溢，淹没州城；南平、将乐、沙县、顺昌大水；…六月，真定府、获鹿县雨雹。……七月．广信、饶州、衢州、金华大水，坏房台死人畜甚多；…邰光大水．荡舍，漂溺男女数万口…开封府十四州县淫雨，决黄河堤岸，没居民田稼，山东、邹县淫雨，暴水至，坏民庐舍212户：占化县雨，伤田禾；永平府久雨，滦、漆二河溢，坏民田禾庐舍。”
除水灾之外危害较大的是蝗灾。从至正元年到25年：大蝗灾计有18次，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正末的13年中’就有15次大饥荒。例如至正12年六月，元大名路的“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716980口”至正17年河南大饥。18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19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刘王杀其子而食之。山东、河南之孟律、新交、渑池出现了“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进入明初以后，蝗灾仍不断发生。例如．洪武八年，“河南彰德府安阳等县，北平大名府内黄等县蝗。 “大同太原二府暨山阴诸县雨雹，真定等府、平山等县蝗。”而“成祖永乐十四年……七月……卫辉府、新乡县、安乐州、通州及顺义、宛平二县蝗。”
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也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至明初永乐14年(公元1416)六月．还有“夏，浙江大旱，疫疠”的记载。洪武年间驸马都尉右柱国曹国公李贞曾上表朱元璋说他的身世：“继而中原兵起，室家无存。独携幼子，避难他方。寄迹于豺狼之区，奔走于荆棘之地。命危朝露，岂意生全。”可见当时兵患天灾之严重。
3、元末明初山西相对稳定，人口稠密。
在中原、淮河流域战事频起的时候，表里河山确实相对安定，呈现出难得的稳定，一是中原的农民起义在元军的镇压下很少波及山西，而是山西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利于人口的繁殖。自隋至宋，山西都保持每平方公里20多人的人口密度，在元初，由于战争人口密度降为3.5人/平方公里，元至正二十八年的人口统计为553938人，由于山西在元政权视为重要基地，因此战争很少波及，到明洪武十四年时人口达到了4030454人，人口密度又达到了25.8人/平方公里的密度。而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即公元1381年，河南人口1891000人，河北人口1893000人，而山西人口4030450人，比河南、河北的人口总和还多30万人。
衣氏元朝枣林庄孝思碑遗址
明初移民的现实原因，黄有泉 高胜恩先生归结为三个：
1、发展生产、提高国力。
明朝初期，对于这种人口剧减，府州生产力大衰退的情况下，明初统治者十分清楚，万分着急，朱元璋对此说的十分明白：“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不单最高统治者朱无际如此认识．几乎朝廷中的有识之士无不有这种认识，地方和中央官员纷纷上书，请求充实空旷之野，发展生产，提高财力。如．早在洪武三年，郑州知州苏琦就提出“时宜三事”，其第三事即“垦田以实中原。”他指出：“十年之间，耕桑之他变为草莽。方今命将出师，廓清天下。若不设法招徕耕种，以实中原。恐日久围国用虚竭。为今之计，莫若计复业之民肯田外，其余荒芜土田，宜责之守令，召诱流移未入籍之民。官治牛种，及时播种，外与之置仓，中分收受。若遇水旱灾伤．踏验优免…”如此则中原渐致殷实．少苏转运之劳，流移之民亦得以永安田野矣。”
2、充实京师、巩固根本。
为防各地豪强做乱，朱元璋效法秦始皇、汉高祖，强迁各地豪强于京师。洪武二十四年七月，朱元璋十分坦白地告诉工部官员说：“昔汉高祖徙天下豪富于关中，联初不取。今思之，京师天下之根本，乃知事有当然，不得不尔。”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后，也开始了有计划的充实北京工作。《明太祖实录》：“永乐元年，令选浙江、江西、湖广、四川、福建、广东、广西、陕西、河南及直隶、苏松常镇、扬州、淮海、庐州、太平、宁国、安庆、微州等府。……殷实大户．充北京富户。”之后，又多次迁徙山西的人民到北京近郊一带。
3、防守边疆、加强国防。
屯田戍边，自汉代以来就是我国防守边疆的一项重要措施。屯田，指汉代以来历代政府为取得军队给养或税粮，利用兵士和农民垦种的荒废田地。历代屯田有军屯、民屯和商屯。汉武帝时在西域屯田，汉宣布时在边郡屯田，都使用驻军，是为军屯；三国时，曹***在许下屯田，开始由典农官募民开荒种地，此为民屯。应募的农民称屯田客，规定官给牛、种，收获官六民四，如农民自带耕牛则所获对分；至明代才有了商屯。明行中开法，盐商在边疆募民开荒种田，以所得粮草换取盐引．即为商屯。由于屯田组织***强，耕地面积大，能采用先进耕作法，所以产量—般比较高，因而能为期廷积集大批的粮食，从而增强国家的实力。
（三）洪洞移民的规模
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自明代开始，从宋、金便有，元初不断，而到了明初，则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有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明代的迁民活动，延续了有明一代，不过主要在洪武和永乐年间。清乾隆年间，这种活动还在延续，不过是零星的。
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只迁洪洞人．洪洞大槐树是山西迁民的聚集地，迁出的居民是以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为主之人。根据《明史》、《明实录》的记载，按当时的行政区划，太原府辖州六县二十二：阳曲县、太原县、榆次县、太谷县、祁县、徐沟县、清源县、交城县、文水县、寿阳县、临县、盂县、静乐县、河曲县；平定州：乐平县；忻州：定襄县；苛岚州：岚县、兴县；代州：五台县、繁峙县、谆县；保德州；石州：宁乡县。
平阳府辖州六县二十九：临汾县、襄陵县、洪洞县、浮山县、赵城县、太平县、岳阳县、曲沃县、翼城县、汾西县；蒲县；蒲州：临晋县、荣河县、猗氏县、万泉县、河律县；解州：安邑县、夏县、闻喜县、平陆县、芮城县；绛州：稷山县、绛县、垣曲县；霍州：灵石县；吉州：乡宁县；隰州：大宁县、石楼县、水和县。
泽州辖县四：高平县、阳城县、陵川县、沁水县。潞州辖县六：长子县、屯留县、襄垣县、潞城县、壶关县、黎城县。辽州辖县二：榆社县、和顺县。沁州辖县二：沁源县、武乡县。汾州辖县三：孝义县、平遥县、介休县。
从现在看，迁出地应是临汾、运城、晋中等地区，太原、长治和晋城等市。可见当时在山西组织迁民的地区是相当大的，除雁北地区外，几乎包括了整个山西中南部。这些地区的迁民临行前，大部分人在洪洞大槐树下，办理迁移手续，领取户部颁发的迁移堪今，叙旧告别，然后各奔去处。
仅史书有确切记载的洪洞迁移活动达18次之多，其中洪武年间迁民10次。洪武六年与九年曾两次“迁山西及真定民屯风阳”。洪武二十—年，往河南彰德和太康迁民；二十二年和二十五年先后往河南迁民两次，总计3次。洪武二十—年，往山东临清、二十二年往山东东昌、先后两次迁民；二十二年，还从沁州往山东迁去自愿应募屯田者；二十五年又往山东迁民，往山东迁民共4次。往京师地区迁民共5次，洪武二十一年，迁往真定，二十二年迁往大名和广平、二十二年又迁往北平、二十五年迁往河北、三十五年迁往北平。洪武二十五年往大同等地，二十八年往塞北(即山西雁北、内蒙古、陕西等长城以北地区)迁民。永乐年间8次迁民全是往京畿地区(即河北、北京、天津等地)迁民的。
杨安样先生曾对大槐树迁民史实做了整理：根据《明太祖实录》、《明史·食货志》、《李善长传》、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等文献载，明初迁民，主要从内蒙古、苏松嘉湖杭五郡、山西以及其它零星地区迁出。洪洞迁民共十七项，占明初迁民记载六十六项的百分之二十六。
现将洪洞古大槐树处迁民十七项分述如下：
1、《明太祖实录》卷110载：“洪武九年十一月徒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于风阳屯田”。
2、《明太祖实录》卷131载：“洪武十三年五月，山西民为军者二万四千余户，悉还为民”。
3、《明大祖实录》卷193裁：“洪武二十—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言：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显少……*户部侍郎杨靖曰：…‘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新德(豫)、真定(冀)、临清(鲁)、归德(豫)、太康(豫)等处间旷之地，今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
4、《明大祖实录》卷197载：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后军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徒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
5、胡广《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上以河南彰德、卫平、归德，山东临清东昌诸处土宜桑枣，民少而贵地利，山西民众地狭故多贫，乃命后军督府柬事事李恪等渝其民愿徒者，验丁佃田，其冒名多占者，罪之。复令工部榜渝”。
6、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给山西民兵十万人，钞各三十锭，令量牛屯田。
7、《明太祖实录》卷223载；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宋国公冯胜等籍民兵还。先是上遗胜等往太原、平阳选民丁立都伍，置卫屯田，至是还以所籍之数报之……计平阳选民丁九卫、太原、辽、沁、汾选丁七卫，……每卫五千六百人。
8、《明太祖实录》卷223载：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后军都督府柬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恰等往谕山西民愿徒居彰德者听。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七府徒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计今年收谷粟麦三百余万石，棉花千—百八十万三千余斤，见种麦苗万三千一百八十余顷。上甚喜曰：“如此十年吾民之贫者少矣”。
9、《明大祖实录》卷236载：洪武二十八年正月，甲寅谴使救晋王桐，发山西都指挥使司属卫马步官军二万六千六百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10、《明太宗实录》卷21载：“永乐元年八月定罪囚于北京为民种田例。先是刑部尚书郑赐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等上言……北平、永平、遵化等处境地肥沃，人民稀少，凡徙危罪除……其余有犯俱免，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州县为民种田……礼部议奏：“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布政司就本政司编成里甲……上悉从之”。
11、《明太宗实录》卷12下裁：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命户部遣官核实出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
12、《明太宗实录》卷31裁永乐二年九月徒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
13、《明太宗实录》卷37载：永乐三年九月，徒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实北京。
14、《明太宗实录》卷40载：“永乐四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郡县史李懋等二百十四人言愿为民北京。命户部给道里费遣之”。
15、《明太宗实录》卷49载：“永乐五年五月，命户部从由西之平阳、泽、澜，山东之登莱好府州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户给道里费一百锭．口粮六斗”
16、《明太宗实录》卷103载：“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二千三百余户于保定州，免赋役三年”。
17、《明太宗实录》卷106载，永乐十五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申外山等诣阙上言：“本处地孬且窄，岁屡不登，衣食不给，乞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宫等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依例输税，庶不失所。从之，仍免田租一年”。
之二
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定鼎南京建立政权后，为巩固统治、发展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有一条便是“移民垦荒”，而元末的社会经济状况则成为这一政策实施的主要背景。
元朝末年，频繁的战争使中原地区人民死伤无数，河南、山东、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之已十亡七八，一些名城大邑亦人烟稀少。同时各种自然灾害也接踵而至。黄河、淮河多次决口，致使中原因地被淹，庐舍遭毁，百姓死亡不计其数。《元史·五行志》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因此朱元璋的“今日之急务”便是辟田地、增户口，他先后采纳郑州知州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国子监总监宋纳等人的建议，实行“移民垦荒”政策。
由于蒙元在山西统治时间较长，与南方相比，元末战事相对较少，经济没有受到大的破坏，使人口得以繁衍。特别是平阳府（今山西省临汾市）比较安定，外省难民大量涌入，于是形成了“地狭人稠”的局面。①据1381年（洪武十四年）统计，山西有4030454人，约相当于同时期河南、北平的 2.1倍（河南 1891087人，北平 1893100人），因此成为移民的主要迁出区。
山西移民的集散地在今洪洞县大槐树，故后来一说山西移民就提起大槐树。其实，移民并不是只移有大槐树的洪洞县人，而是将山西各个地方的人都集中在这里，然后再迁往全国各地。因此，尽管现在有许多人称自己是大槐树移民，但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大槐树人，而是将他们的迁出地“大槐树”作为一个象征和标记。
那么，为什么将移民集散地选在洪洞大槐树呢？首先，地理条件优越。洪洞地处山西中、南部交界处，位于太原与平阳之间，且濒临汾水，地位适中，交通便利，水陆兼可。其次，晋南地区土地肥沃，经济发达，可解决每次迁民的食宿问题。第三，迁民的历史久远。据史料记载，洪洞迁民的历史可追溯到南宋时候。《新安县志》载：“王庄王（氏），南宋时由山西洪洞迁河南新安下石井，洪武初王十三始迁王庄”。②河南《修武县志》云：“东于村张（氏），系宋理宗时由洪洞迁修武”。③如此久远的历史渊源使统治者极容易考虑到从洪洞迁民。
移民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官方强迫性的，一种是自愿性的。由于迁徙之苦非寻常可及，再加上山西人民历来受“安土重迁”思想的影响，非在本地实在生活不下去不迁，故又以前者为多。每当朝廷诏书一下，山西中南部被迁之民从四面八方赶到洪洞大槐树下，树旁广济寺里驻着朝廷的派员，为迁民登记造册，发放川资凭造（亦称迁移勘合，即迁名排的费用和证件），经户部编入里籍后，由后军都督府派兵士押解送交迁入各州县。对那些不愿远离家乡的劳动人民，押解的军士用“械系”（身带枷锁）的办法将他们押解上路。迁徙的痛苦可以想见。有时迁三四次还不能安定下来，满路尽是孤儿寡妇的哭泣号呼之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的迁民屯垦活动，就是一部人民抛家别里的血泪史，艰苦创业的垦荒史。
对自愿迁徙的民户，政府是极力支持的。1406年（永乐四年），“湖广、山西、山东等都县吏李撤等二百四十人言，愿为北京民，（永乐帝）命户部给道里费遣之”。①1417年，山西喜平阳、大同蔚州（今河北蔚县）等府、州、县民到京师上言：“本处地烧且窄，屡不登，衣食则给，乞分丁于北京广平（今河北广平县）、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清河（今河北省清河县）、冀州（今河北冀县）、南宫（今河北南宫县）等县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从中踢以看出田地贫瘠、面积狭小，不能供应这么多人口生活，所以他们提出迁移要求。不久即得到政府允准，许今山西民分丁于北京、山东、河南等处屯种。有的人不但自己愿迁，还充当政府的说客，招募人屯种，1399年（洪武二十二年）九月，“山西沁州（今山西沁县）民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告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等钞锭，送后军都督金事徐理分田结之，仍令回沁州召募居民”。③不过，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
此外，还有因其它因素造成的迁移，如 1373年九月。山西北部遭到残元势力袭击，“迁当地八千余户于中立府（今安徽凤阳县屯种）”由于残元势力的骚扰，战争的破坏，使得政府不得不将民户迁往安定地区。
明代大槐树移民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洪武、永乐时期，其特点是规模大、次数多、范围广，从1373年到1417年的44年间，共组织迁民18次之多，约60万人。所迁之民为平民，无田无产之民、马步官兵、流民、罪囚贫苦民众。第二阶段为永乐以后，政府仍不时组织民户迁移，如河南《修武县志》载，“府城村王（氏）明中叶由山西洪洞县迁来”，到1931年繁衍23世。但是，其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数量上来说，都不能与前一阶段相比。从大槐树迁出的民众，被迁往河南、北京、山东等11省277县（市）地广人稀之地。其中以南省为最多，63县，北京、河北次之，56县，山东52县。①从《修武县志》氏族表亦可看出种状况，其时修武县共297村，明代从洪洞迁人修武县的有69村，约占1／4。②可见大槐树移民在河南分布的范围之广。
这些人到达目的地之后，当地官吏将他们编成里甲固定下来，称为“屯”。嘉靖时人王并说：“社为土民，屯为迁民，皆永乐间迁南人填实京师者”③在河南汲县郭全屯发现的明朝迁民碑中记有“李亨屯”，“李源屯”，“柳正屯”等名称。现在北京郊区仍有许多以山西州县命名的村落。如大兴县境内的长子营及附近的霍州营、屯留营等，顺义县境内的稷山营、夏县营等，这里的营是军队屯田的组织单位，也是前面提到的迁民中有马步官兵的明证。这些人虽然迁过去了，还将故乡的名字带到所迁地，以示不忘故乡，反映了他们对山西、对大槐树的眷恋之情。
移民不是为移而移，而是为了开垦荒地，发展生产。解决生计问题。因此，他们到了所迁地后，在官吏的监督下，以“屯”、“营”为单位进行生产性劳动。政府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耕种用的农具由政府提供，耕地由国家授给、甚至减免赋税，授田的原则是根据了口数量多少，但各地有差别，50亩、80亩不等，也有的州县不限土地，河北故城县即是一例，“迁民附籍，任其开垦，亩数、田数无定额”。④1403年（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对迁往北平各府、州的民户“给钞，使置牛具、子种，五年内免征其税”，⑤1416年十一月，对迁往保安州（今河北张家口）的民户“免赋役三年”。⑥
明代大槐树移民是我国历史上一次长时间、有计划、大规模、大范围的移民，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有利于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大量的人口被迁往各地，同当地民众一起辛勤劳动。共同开发，使大片的荒地被开辟出来，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后军都督佥事朱荣上言：“东昌（治今山东省聊城市）等三府屯回迁民五万八千一百二十户，租三百二十二万五千九百八十余石，棉花二百四十六万斤。”⑦明永乐间设置的隆庆州（今北京延庆），由山西等处移民屯种，经过一段时间，生产有所发展，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繁荣景象，当时负责此事的官员赵科写下了当地的变化，“予自永乐十二年冬钦奉上命，待罪塞垣。是时隆庆州民未到，惟本州官吏穴居野处，左右四顾、荆棘萧然，鬼哭狼嗥，不胜悲惨，将谓其事落，难成，不获捕其过矣。岂意不到二、三年间，民益日广，相与披荆棘，除草莱，立成街市，渐至人烟繁多，百货骈集，野有余粮，民无菜色，于是化忧为喜，易悲以乐，皆赖朝廷洪福，州官勤劳，百姓效力，以致如斯”。①其次，调节了各地区人口不均的状况，减少了因人口问题而造成的财力。物力的浪费，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某些地区行将出现的社会混乱问题。此外，移民还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经验得以广泛推广。对巩固边防，稳定社会，增强民族凝聚力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总之，明代大槐树移民是一次成功的移民，在我国人口史和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之三
问咱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
古大槐树，又称洪洞大槐树，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上的老鹞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这里虽然没有什么宏伟的建筑，但是不论严寒的冬天，还是酷热的炎夏，游客络绎不绝，有的赋诗题词，抒发“饮水思源”之幽情，有的仰望古槐，盘桓眷恋，久久不肯离去。
黑黑的老鸹又名乌鸦，在乡人眼中，向为不祥之鸟。先祖怎会住在名叫老鸹窝的地方呢？那首“大槐树下老鸹窝”的歌谣，竟流行于大半个中国。那么多的百姓，以洪洞一县为发祥地，以老槐一树为遗爱品，实为千古之奇, 而这一切都应源自于大移民。
山西洪桐移民的原因
在豫鲁民间，传播面最广的是胡大海的复仇。元末，河南一带流浪着一个乞丐，其人五大三粗，相貌丑陋，带片披襟，蓬头垢面，体壮如牛却游手好闲，为乡亲们所不齿，人们避之如恶煞厉鬼，即使有残羹剩饭也不施舍。他一出现，家家便关门闭户。一日，他猝然闯而进一土财主家，伸出毛茸茸的黑手讨要，老妪为羞辱他，将一张大油饼为孙儿揩腚后，扔狗吞食，并喝狗将其咬出门外。这乞丐就是胡大海。胡深感中原人心太坏，遂暗暗立誓，有朝一日发迹后，定来此雪恨复仇。后来，胡大海弃讨投伍至朱元璋麾下。胡膂力过人，嗜杀成性。疆场上，呵佛骂祖，虎口拔牙，因战功卓著，一介乞丐白日升天，成了朱明王朝的开国元勋。朱洪武于南京君临天下，大赏功臣。胡大海拒金银财宝田宅奴仆而不受，当朝奏明复仇事。朱洪武知胡乃杀人魔王，踌躇再三，只恩准胡“杀一箭之地”。胡率兵至河南境内，恰有一雁当空飞来，胡心中暗喜，弯弓发箭，箭着雁尾，雁带箭南飞，飞过河南，又掉头飞向山东，胡统兵随雁杀去，直杀得豫鲁两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元朝末年，黄河两岸流传着一首歌谣：“石头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历史告诉我们，类似这种带有策反性的民谣，往往出现在改朝换代的前夜，它既凝聚着百姓对统治阶级的切齿仇恨，又往往是农民起义军揭竿前预谋并借重的谶语。元统治者统一中国后，对汉人进行野蛮的征服，凶残的践踏，加上黄河淮河多次决口泛滥，中原大地的百姓，流离失所，啼饥号寒。至正十一年(1351年)，黄河溃堤冲垮了山东的盐场，使国库收入锐减，对黄泛从不过问的元统治者，不得不强令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疏浚黄河。四月的一天，民夫们在兰考县的河道里，挖出一个独眼石人，石人背后刻字两行：“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当石刻的谶语与民谣相吻合之时，正是农民起义军兴之日。在这之前，方国珍在浙江台州首义，篝火狐鸣；石人挖出后，红巾包头的白莲教传人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举事，鼓角连营；徐寿辉在蕲州揭竿，济河焚舟；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举义，矢石如雨；接着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造反，攻城掠地……元政府调其精锐官军与各路义军在中原大地展开了殊死相搏。元军凶横酷虐，杀人如麻。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部死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当时，一些地主武装为维护本阶级利益，也同元军沆瀣一气，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元军及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豫鲁苏北皖北的百姓十亡七八。《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名城扬州被元军攻克后，杀得仅存十八户，《开州志》中记录元军席卷濮阳县后，“居民仅存七姓，丁不满千”。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中也载，元军“兵戮河南，赤地千里……”
在冷兵器时代，战乱往往像一个偌大的绞肉机，它将千百万黎庶和士兵的躯体绞成齑粉，榨出的成百吨的浆血，才能染红一个新王朝的皇冠。刘福通的红巾军被元统治者镇压后，朱元璋出兵江淮，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追逼元帝出亡漠北，长达十六年的战乱方才告终。
战乱与灾荒，往往是历史之树上同时并生的两只恶瘤。元末战乱时，水旱蝗疫也顷时而注。从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黄、淮河频频溃堤，几乎岁岁都有洪水泛滥，中原大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为荒墟”，“禾不入土，人相食”…… 朱洪武于石头城易地更天，饱经兵燹、灾荒巨创的百姓喘息甫定，又发生了令读史人心折骨惊的“靖难之役”。朱洪武宾天后，其孙朱允炆继位。这建文帝生性软弱，致使王室蠢蠢，天下汹汹。朱允炆为巩固权力，采取“削藩”措施，一下惹恼了他的叔父燕王朱棣。朱棣以入京诛奸为由，从北京直逼南京，在冀鲁豫皖同政府军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拉锯战。朱棣后来虽是位有为之君，但在与侄儿争夺九五之尊的皇位时，却凶狠残暴。《明史·成祖本纪》载：“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一役，燕王“乘风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企盼安居乐业的中原百姓，愚忠思想根深蒂固，自发帮助政府军抵御燕军。朱棣气急败坏，对政府军和百姓一例诛戮。燕军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拼死抵抗。燕王无奈转路攻取南京后立即派兵把这一带百姓杀得仅存两户。山东临清县肖寒村《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或杀、或剐、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当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在燕赵鲁豫轮番上演时，东有太行为屏藩，西有吕梁做遮挡的三晋大地，却是另番景象。这里日升月恒，风调雨顺，稼穑葳蕤，万姓胪欢。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写道：“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指吃东西的生灵荡然无存)，而河东(晋南)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口数量，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河北人口为189.3万，而山西却达403.4万人，比冀豫两省人口的总和还要多。
当中华大地人口的天平严重失衡时，素有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和继承者朱棣，必然把目光瞄定山西，投向晋南，大移民不可避免地要在这里发生了。
大迁徙的传说
大迁徙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了朱明统治者设下的一个弥天骗局。
迁徙伊始，明政府颁告示于三晋：“不愿迁徙者，到洪洞大槐树下集合，限三天赶到。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候。”消息不胫而走，不翼而飞，晋北、晋中、晋南的人拖家带口，携儿将女簇拥而来，三日之内，老槐树下呼啦啦集结了十万之众。这时，大队官兵，蜂拥而至，把手无寸铁的百姓裹了个严严实实，一官员高声宣布：“大明皇帝敕命，凡来大槐树下者，一律迁走！”说罢，官兵恶狠狠地先将青壮年带铐上枷，遂强行登记，强发凭照，一家一户，根绳相拴，如串蚂蚱，十万百姓在刀逼棒喝下，吞声饮恨，踏上了迁徙的路途……
围绕这次大迁徙，关于“解手”一词的来历及“小脚趾复形”的原因，也曾在冀鲁豫一带门道户说，妇孺皆知。
大迁徙中，移民双手被绑，在官兵的押送下上路，凡大小便，均要向解差报告：“老爷，请解开手，我要小便。”长途跋涉，大、小便次数多了，口干舌燥的移民，便将这种口头请求趋于简化。只要说声“老爷，解手”，彼此便心照不宣。于是，“解手”便成了大小便的同义语。
山东有民谣云：“谁的小脚趾甲两瓣瓣，谁就是大槐树底下的孩。”在大槐树公园的祭祖堂里可看到两副楹联，一为“举目鹳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二是“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楹联与民谣，一雅一俗，说的都是足小趾两瓣的事。传说官兵包围百姓后，怕人逃跑，将每人的小脚趾砍上一刀，以做识记。后来，移民的后代脚小趾甲便成了复形。
最早发现古槐有着神奇凝聚力的是洪洞贾村人景大启。清末，景大启在山东曹州任散厅官吏，景善交游，聊城、济南均相稔熟，所到之处，上至官吏下至平民，当知景是洪洞人时，便让梨推枣，斯抬斯敬，三茶六饭，洁樽款待。是时，洪洞人刘广林在山东长山任官吏，也深感移民后代对古槐的一往情深。景、刘相商，起议筹建古槐遗址，很快在曹州和长山募得纹银三百九十余两，寄回洪洞托人筹建。这便有了可供寻根人前来凭吊的刻有“古大槐树处”的碑亭一座，也有了供游子品茗怀乡的茶室三间。
恰在这时，又发生古槐庇荫洪洞百姓的事件，顿使洪洞黎庶对古槐遗址奉若神明。辛亥革命爆发后，赵城县人张煌率兵杀死了山西巡抚陆钟琦，接着袁世凯派新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部，进逼山西革命军。卢率军沿古驿道南下进攻临汾，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张煌故里赵城县受害最甚。赵城名士张瑞玑上书袁世凯及新巡抚张锡銮时，叙述了卢军的残暴：“无贫富贵贱，一律被抢，不余一家，不遗一物，冰雹猛雨，无比遍及……三日后，终载而南去也，车四百辆，骆驼三百头，马数千蹄，负包担囊，相属于道……”卢军洗劫后的赵城，“城无市，邻无炊烟，鸡犬无声，家无门户窗，籍笥无遗缕，盘盖无完缶，书籍图画无整幅，墙壁倾圮，地深三尺……”卢率军进入洪洞，仍下达“半天不点名”之令，暗示仍可抢掠。然军中士卒来到古槐碑亭前，便下马罗拜，长跪不起，并将一路抢掳之财供于“二代古槐”树下。原来卢军士卒多为冀鲁豫籍，这些古槐移民的后代互相叮嘱，古槐树下如再行伤天害理之事，愧对祖宗。士卒中的他籍人，见军中槐裔势众，也不敢造次……乡土情结真是一种连哲人也难剖析的复杂情感。此刻，这些野蛮的生命，竟在乡土面前收敛起荒唐的灵魂，乡土唤醒了他们并没有泯灭殆尽的良知！
悠悠六百年多年过去了，汉代古槐已不复存在，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同根孳生其旁的第三代槐树，则枝叶繁茂，充满活力。槐乡的后裔已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四百多个县，有的还远在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一份资料中看到，今天，自称知道祖辈是来自山西洪桐的人有2亿中国人，包括500多个姓氏，500多个县市。
“思旧故以想象兮，长太息而掩涕。”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千年的荆楚大地上，为所有的华夏子孙奠定了思乡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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