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刘不分家之湖北孝感将军岗杨刘共用字派源流

在湖北孝感的杨店、周巷、丰山、邹岗、西河及孝昌其他周边县市生活著一支刘姓、杨姓人群。“杨刘”共用字派：曾孝能怡志,卜闻务敬恭，敦行以垂教、历代笃予宗（寿三公为一世祖，“曾”字辈自十三世启用）。一九九五年续编字辈如下：承先光祖德，纯真兆吉祥，廉明延世泽，正义振家邦。

刘氏吉祥头像

刘隆道字延元，生於唐朝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78年）五月初二，卒于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庚寅八月，公登进士第绶太原参军，继绶山南东道节度使，妣王氏生子巨容、巨德。
刘巨容何许人也？据唐书记载，巨容公，字德量（826—889），徐州人。巨容公祖籍彭城，后迁滁州琅玡，生于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大中八年武科进士，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时，布兵大破黄巢十七万人马于荆门而闻名于世，后驻守饶、信之地（今江西鄱阳、乐平、上饶一带），在剿灭黄巢过程中，以玩寇自重而闻名。当时，山南东道诸将欲乘胜追斩黄巢，刘巨容说：“朝家多负人，有危难，不爱惜官赏，事平即忘之，不如留贼，为富贵作地。”以致黄巢兵势复振，攻陷长安。889年，唐末当权宦官田令孜上书诬告刘巨容谋反，被处死。巨容公生子有三，长子刘汾，次字刘回，三子刘迪。
刘汾也是个唐代历史名人，字伯临，生于唐宣宗二年戊辰（848年），大中元年(859)登进士科，此后官至兵部员外郎。咸通三年(863)，迁本部侍郎，出任河南招讨使。乾符二年(875)，黄巢起兵响应王仙芝。四年，黄巢起义军攻打河南。刘汾率部屡战，斩黄巢义军前锋诸将。五年，刘汾会元裕捕杀王仙芝于黄梅。王仙芝部将尚让率余众归黄巢。黄巢引兵南下福建等地。刘汾奉命率部围剿追击，自岭南至襄阳，行巡荆门关，会同江西招讨使曹全政、父刘巨容等合兵一处，大破黄巢起义军。龙纪元年(889)，父刘巨容被杀。刘汾与弟鄱阳县令刘迪经此变故，遂隐居信州弋阳县归仁乡新陂里（今江西省弋阳县曹溪镇）。
刘汾九妻生十四子：汉兴、汉升、汉从、汉明、汉宗、汉瑞、汉广、汉匡、汉胜、汉吞、汉英、汉宁、汉彬、汉平。

就中国典籍上的记载来看，华夷之辨区分的主要标准是以华夏礼仪的有无，或是对诸夏的友善度为标准。
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血缘衡量标准阶段，地缘衡量标准阶段，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阶段。[1]实际情况是，在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占据主流的是以文化因素，以血缘及地域进行衡量的观点一般在华夏面临严峻威胁即遭遇严重入侵和灾难时才稍占主流，而这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华夏文明与尊严。
受近代西方民族理论的影响，很多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没有民族主义，但实际上，古人们民族国家意识最突出的表达莫过于“华夷之辨”。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自古的“夷夏观”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即古中国没有所谓“文化主义”、“天下主义”。“华夷之辨”存在着深刻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因此，古代中国人具有史所罕见的最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精神。也就是说，古代中国人严格地以文化（礼仪、道德、思想、服饰等的综合体）严格区分先进的华夏族与落后的“蛮夷”，而不以血缘等单一因素区分。
华夷之辨是根据礼仪来区分华夏和蛮夷，这里的礼仪是指《周礼》、《仪礼》、《礼记》以及《春秋》。其中《春秋》是华夏礼仪的宗旨，三礼是具体的规则。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正义曰：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举夷狄，则戎蛮可知。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明朝开国功臣刘伯温云：“夫华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国，几变於夷，圣经明义，千载或湮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