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政治学院原院长兼政委、中将：刘志坚

刘志坚（1912年1月—2006年3月11日），男，汉族，湖南省平江县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政治工作领导者和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中将刘志坚

中将刘志坚大事年表
刘志坚，1912年1月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一个贫农家庭。小学毕业后放牛、当长工。
1928年参加平江农民扑城起义。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1年9月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秘书处秘书、文书科科长。12月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秘书处处长。
1932年1月任红三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
1933年任红三军团直属队党总支书记。
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参加湘江、土城、娄山关、遵义、四渡赤水等战役战斗。
1935年8月至10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
刘志坚在第四兵团党委扩大会上
刘志坚在第四兵团党委扩大会上
1936年春任中共甘孜工委书记。后奉命到红四方面军做宣传北上抗日工作，同月至8月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三过雪山草地。同年9月至1937年8月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8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8年春任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5月和副师长徐向前率两个团抵达南宫，稳定了冀南抗日局面，并成立冀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冀南区军政工作。
同年至1939年6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教育部部长。
1939年6月至1940年5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东进纵队政治委员。
1940年6月至1944年5月任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1942年4月至1943年9月任冀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2年12月至1944年5月任中共冀南区委委员、敌工委员会书记。
1943年9月赴延安参加七大。11月到延安，进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
1944年7月至1945年10月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一局副局长兼军事报导处处长。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同年8月至1947年下半年任中共冀南区委副书记。
1945年8月至9月任冀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946年秋至1947年6月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副政治委员。
1947年9月至12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1947年12月至1948年12月任中共桐柏区党委书记。1948年5月至1949年2月任桐柏军区政治委员、第十纵队政治委员，支援淮海作战。
1949年2月至9月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兵团党委副书记。1949年9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局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2月起，先后任中央军委情报部副部长、部长。
1950年2月至1951年4月任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临时党委书记，1951年4月至1952年4月任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1951年12月至1954年任中央军委直属队总党委委员。
1952年9月至1957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1年2月至1964年8月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党委书记。
1957年10月至1966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1960年6月至1965年4月兼军事艺术学院院长。
1960年10月至1966年5月任总政治部党委委员。
1965年12月至1966年5月任总政治部党委副书记。
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遭到江青一伙的诬陷批判，被错误关押、批斗、审查近八年。1974年9月29日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被解除关押审查。
1975年3月至8月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
同年5月至1979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政治委员，1976年10月至1979年1月任昆明军区党委书记。1978年7月至1982年10月任昆明军区党委常委。
1979年1月至1982年10月任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党委第二书记。1979年春，他参与指挥了昆明战区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及战后的优抚、表彰、总结工作。
1980年4月至1982年10月任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1983年6月至1985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于2006年3月11日19时5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95岁。

中将刘志坚事迹
那是在1942年10月的一天夜晚，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志坚带领一个骑兵班，到六分区传达冀南区党委的指示。行进途中与敌人遭遇。在向外突围时，刘志坚的右腿被敌人的子弹打中，摔了下来。受伤的刘志坚一步也挪不动了，自觉凶多吉少，于是他将身上所有的口袋仔细摸了一遍，将能失密和暴露身份的文件资料都撕得粉碎，放在嘴里嚼烂。又将随身携带的妻子刘莱瑛的照片和一块怀表，埋在土坑里面。一切都安排好了，刘志坚就等着与敌人拼命。终因寡不敌众，被围上来的敌人捉住后关进大营据点里。
刘志坚被日军俘虏后，敌人突击审讯他。刘志坚随便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并机智地对翻译说：“我说是连长，你们不会相信，说是营长，你们大概也不会相信，实话说吧，我是个团长，还是副的。”日军对他的“直言不讳”大加赞赏，并决定于次日押送他到枣强县城移交给情报部门，听候进一步查证、审讯。八路军的内线情报人员将此信息传回。得知这一情报后，时任一二九师冀南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制定出营救方案。
当押送刘志坚的日本骑兵队伍大约100多人进入八路军伏击圈之后，突然从路边坡地蹿出的十多个挑柴农民，一下把柴捆插到路上，挡住了汽车。随着“砰砰”的几声枪响，开车的司机和探头的日军就被击毙。瞬间大路左右两翼枪声大作。战士纪志明飞身上车，将身体护住躺在车厢里的刘主任，同时左右开枪，20响、40发子弹在数秒钟内从手枪里发射出来，日军全部被歼。几个战士把刘主任抬下车，纪志明背起刘志坚就向指挥所跑。整个战斗，八路军未伤亡一人。事后，当日军得知被八路军营救的刘志坚是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是八路军的高级官员时，惊呼：“上当，上当，八路军真是神出鬼没。”
刘志坚被自己的部队抢回来后，因腿受重伤不能行走，军区安排他在永年县警备大队长韩荫亭家里养伤。韩家对刘志坚的照料热情周到。1943年春天，陈再道要赴太行北方局党校学习。党委书记宋任穷特别交待他到韩荫亭那里带上刘志坚同志，并安全护送到刘、邓首长那里。
一路上，陈再道与护送小分队抬着刘志坚遭遇了重重惊险。在日军所辖地盘，碉堡林立，铁路两侧全是敌人挖的封锁沟，既宽又深。虽然护送小分队队员身着伪军服装，但还是引起了日军的怀疑。他们走了3天，打了好几次战斗，总算到达了目的地。刘、邓首长亲切地接见了陈再道，说他们很幸运，没出事，安全地把刘主任送来了。
“文革”蒙冤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在怀仁堂东厅，毛泽东主席亲自参加了为这些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授衔、授勋仪式。当毛泽东走到一个小个子的将军面前时，握着他的手，拍着他的肩膀，习惯地打趣道：“你是那个劫法场抢出来的刘跛子！”向毛泽东敬礼的将军答道：“我是刘志坚。”然而，谁也没有想到，10年之后，这位被“抢出来的刘跛子”竟在一夜间成了“叛徒”。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文革”之前就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文革”中又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刘志坚，时时处处在动乱的风口浪尖上。他在叶剑英、徐向前等元帅领导下，主持“全军文革”，陆续起草了一些文件和电报，对军队“文革”做出若干特殊规定和必要限制。如《关于军队文工团文化大革命的几条规定》、《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补充指示》等等，但这些防乱稳军的一套做法很快招来林彪、江青的不满。1966年国庆节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的追随者唆使第二军医大学造反组织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条条框框限制太多。林彪看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就说军队这样搞不行，要允许他们搞“四大”。“全军文革小组”不敢违抗林彪的指示，随即起草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但文件仍然坚持要党委领导，没有放开，林彪看后不满意，将文件草稿送“中央文革小组”审改。经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改后的文件，特别加进了“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条文。在钓鱼台讨论这个条件时，发生了激烈争吵。
刘志坚事先向叶剑英元帅作了汇报，故而会上态度消极，说：“文件中首次取消党委领导，这在解放军是史无前例的。”张春桥却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领导。”刘志坚反驳说：“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是不错的，毛主席的领导也是不错的，但是下面还是要有具体人去执行的啊！”
陈伯达、江青等人依仗毛泽东的支持，一齐否定刘志坚提出的异议。军队乱了，天下大乱。刘志坚根据叶帅的指示精神主持起草了一份通知：《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11月6日经林彪转送给“中央文革”，又被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扣压下发。
此后，为了控制《紧急指示》下达后各地出现的混乱局面，刘志坚又组织“全军文革”前后起草过5份电报，都被陈伯达扣压了。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陈伯达当面指责道：“你刘志坚思想不对头，发的几个电报，都是压制造反的。我都给扣留了。”
江青还几次叫嚷要关锋、戚本禹到总政当主任、副主任，被叶帅顶住，没有任命。红卫兵们已经从某种渠道得知刘志坚有“叛徒”嫌疑，开始围攻他的家。为了更方便工作，叶帅让刘志坚搬到他家后面去住。这样，刘志坚每天早晨都把“中央文革”的情况向他报告，同时听取他的指示。11月初，刘志坚和叶帅、徐帅、陈老总等几个人在聂帅家里吃饭，老帅们大骂江青、陈伯达一伙。叶帅感慨地说：“现在我们都没有发言权了，志坚同志虽然在‘中央文革’，可也没有发言权，连戚本禹都敢跟他拍桌子，那是江青、康生给他撑腰的，他们要打倒你呢！”
1967年1月3日，刘志坚正处于高度忙碌之中。那天，许多“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叶剑英知道了，急召刘志坚，要他做工作，不许揪斗陈毅。刘志坚刚到叶帅那里，周恩来总理来了电话，要刘志坚火速赶往钓鱼台。到了钓鱼台，周恩来也要刘志坚出面做工作，劝造反派们不要开批判陈毅大会，希望刘志坚对学生们讲几句话。这天晚上，49所大专院校派出100多名代表，来到人民大会堂，要求召开批陈大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刘志坚出面劝导。谈了一晚上，未能完全说服学生代表。于是，1月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跟学生代表谈话。周恩来总理发表了讲话，劝告学生们不要组织批陈大会。刘志坚也讲了话，赞同总理的意见。然后，刘志坚又说，陈毅同志对部队的讲话如有不妥之处，首先的责任在于他——因为他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他正说着，忽听得康生拍了桌子，厉声道：“刘志坚，你不是什么折衷主义，你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里的代表。这个会要开！要批！要斗！要揭开军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要批判刘志坚，打倒刘志坚！”
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这么一发威，那些学生代表就大轰大嗡起来，高呼口号“打倒刘志坚”。接见会成了打斗会，一直折腾到5日凌晨，“打倒刘志坚”之声仍不绝于耳。当刘志坚好不容易回到家中，天已蒙蒙亮了。那些学生代表迅速把康生的“号令”传遍各校。5日，5000多名红卫兵前往国防部，要求叶剑英、肖华接见并交出刘志坚。叶剑英、肖华拒不接见。刘志坚闻讯，怕波及他们，便给叶帅打电话：“我去国防部见学生。”叶帅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一去恐怕就回不来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冒着严寒，刘志坚还是去了。到了那里，刘志坚立即陷入重围之中。他的帽徽、领章被揪了下来，一顶高帽子按在他的头上，“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当天晚上，刘志坚被关押在一辆大卡车上。接着，被弄到一间空房子里关起来，那房子原是总政一位副处长住的。1月8日，刘志坚被转送到北京卫戍部队，关押在北京顺义县。此后，大会批、小会斗，他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升级到“两面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以至升级到“叛徒”。
这“叛徒”一说是陈伯达“揭发”的，他的依据就是“被敌人抓走又活着回来了”。于是，1月11日，中央军委下令改组了“全军文革小组”，撤消了刘志坚的组长职务。一时间，“打倒刘志坚”的大字报、大标语布满全国。刘志坚遭受批斗后即被关押。2月11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议（即扩大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会议原定的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等几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问题，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全面摊牌。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首先站起来讲话，向陈伯达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叶剑英对坐在对面的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说：“军队要是再稳不住，天下就要大乱了！我请诸位帮帮忙吧，不要再把军队搞乱了！”
坐在叶剑英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了？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
他还专门提到刘志坚的所谓“叛徒”问题，向陈伯达说：“刘志坚不是叛徒。”但是，陈伯达却蛮横无理地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已经定了，再也不能改变了。”于是，刘志坚仍被关押着。
重获自由
刘志坚在战争年代九死一生，在“文革”期间却蒙此奇冤。刘志坚在顺义被关押了3个月，受到多次批斗。然后，被押回拐棒胡同家中看管，一个排警戒着那座四合院。刘志坚被关在一间小屋里，小屋只放着一张小床，一张三屉桌，床前一盏100瓦灯泡通宵达旦亮着，目的是让监视者能看清他的活动。不久，肖华也被打倒，张春桥出任总政主任。刘志坚的夫人刘莱瑛被关押在另一处，两年后，她才获释。但是，她不能探望丈夫。在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之后，她才被允许每个月回家一次，看望刘志坚……在刘志坚被打倒之后，“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只剩下江青和张春桥了——另一副组长王任重在刘志坚之前便被打倒了。
“九大”期间，许世友面见毛泽东。在谈过一些事情之后，许世友仗义执言：“主席，战争年代有两个人很能打仗，但他们现在的日子都不好过，一个是王近山，一个是刘志坚，请主席过问一下。说刘志坚是叛徒，他怎么成了叛徒？”徐向前元帅也在不同场合谈起过：“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毛泽东点头后，解放刘志坚的工作由周恩来来做。在国庆25周年之前，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对出席国庆招待会名单进行讨论时，周恩来提出：“遵照主席精神，再加刘志坚一人。”第二天，门庭冷落多时的拐棒胡同入口处的四合院突然驶来了一辆轿车。来人突然变得对刘志坚客气起来，他满脸笑意地说：“奉上级指示，你可以自由活动了。通知您，准备一下，明天请你出席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25周年招待会。”
当天，就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套崭新的军装。试穿着军装，刘志坚百感交集，这一关就是7年零9个月啊！随着一道命令，刘志坚的待遇有了地下天上之感：看管他的人撤了，警卫员回来了，炊事员回来了，连原先那辆他一直乘坐的吉姆轿车也回来了。
10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里，在报道昨晚的国庆招待会出席人员名单时，提到了刘志坚的名字。人们立即知道：刘志坚被“解放”了。10月3日，还在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召见刘志坚，询问了他的身体和其他情况。4个月后，刘志坚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又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75年3月，刘志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5月，他的老上级、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副主席召见刘志坚。刘志坚的车子赶到邓小平家时，看见张爱萍正从车子里出来。进屋后，邓小平对他俩说：“你们的工作要有变动。张爱萍同志到国防科工委，刘志坚同志到昆明军区。”虽然久经磨难，邓小平仍是战争年代的干练作风，说话干脆利索。他先和张爱萍谈，刘志坚就坐在旁边。内容不是很多，但重点十分突出，就是要张爱萍当好科技人员的后勤部长。“要让他们安心搞科研，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和张爱萍谈完，他把目光转向了刘志坚。“你去昆明，第一条，首先要把军队的工作搞好。”他看了看刘志坚，相信他是理解这话的含义的。见刘志坚点头，他又接着说：“第二条，军队不能搞资产阶级派性。”刘志坚知道，当时昆明军区内部的派性也相当严重，这对军队的破坏是很厉害的。“第三条，军队要同地方的派性彻底脱钩。”刘志坚深知出任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是要下决心治理整顿军队了。“还有什么问题吗？”见他们没有说什么，邓小平又说：“那就这样吧。”不久，刘志坚被任命为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他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又是7年多，直至退休回到北京，住进西城一座小院内。经一再调查，刘志坚的所谓叛徒冤案终于有了结论。而中央军委作出正式平反，这已经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198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