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祖刘通公的后裔分布面大，人口众多。瑞昌、武宁、德安、九江、阳新、黄石等地都有公之嗣续。多年以来，这些地方的刘氏，多次小范围地联庄编修宗谱，对通公的叙述，大都照抄照录旧谱，未注意核对公以上四代的生庚，回避了200多年前早有人提出的“某生通”的问题。
刘氏
现在，瑞昌正在编修刘氏宗谱，参修的庄门都是刘通公的后裔。我们迟钝地发现，通公生庚早于其祖父汉俟，仅比其曾祖父汾公小11岁。于是对其宗支提出质疑。我们不忍心装糊涂，绕过被视为“高压线”的通公生庚，盲目遵从旧谱。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予指正，听之任之，我们就亵渎了列祖列宗，有负于子孙后代。
瑞昌与武宁、德安、九江的许多刘氏共祖，不可能独行其道，也不能各说一套，给人留下笑柄。因此，不得不提出来与诸位磋商，以求统一认识，统一意见。
通公的生庚关系到通公的宗支，不是一般性的年龄大小的问题。按照常理，子不会大于父亲，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不是本人生庚有错，就是父祖辈生庚有错，或是宗支承接有错。从已有的史料判断，通公的生庚是没有错误的。
公之墓志及一些旧谱载：公生于唐懿宗咸通六年乙酉八月十七日（即公元865年）。只有《忠孝堂》宗谱载生于后晋（唐）天福七年壬寅（942年），晚77年。这个生庚显然有错，不足为证，且看以下数据：
1、公大顺年（890～891年）从弋阳迁德安陂溪，按推算，时年正好二十五、六岁。此事可见大宋庆历二年（1042年）十月朔日敬撰的通公墓志。
2、大宋元符三年（1100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一世孙刘溥撰的《陂溪旧序》载：唐昭宗天佑元年（904年）主家讳定（通公长子）军户差役，充洪州伟前虞侯都统，以有治绩，奏闻朝廷，敕封镇南军节度副使，东西行营都统。
3、上述旧序又载，吴乾贞元年丁亥（927年），通祖卒。二年戊子（928年），夫妻合葬处住板林坑。三年己丑（929年）兄弟分为六爨，定、练、蕲、晖与训、津（谆），惟定练合关义活。至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聚族560余口，时定公曾孙名隐者（从通公至隐公已至五世），奏闻朝廷，敕大理寺丞。武昌县令赵维熙等主持分家，分为24份。至天禧四年庚申（1020年）又聚族500余口。“曾未百年而义聚千余口”。
4、明朝《九江府志》载：端拱二年己丑（989年）刘日章、祥符元年戊申（1008年）刘希孟、景德二年乙巳（1005年）刘希元科试进士。他们分别为通公六世孙和七世孙，考取进士年距通公出生年最长143年，最短124年，其本人均应在成年之后。
5、旧谱载，宋真宗年间（1008、1022年）日章、日敏等公参与过编修宗谱。如通公生庚有错，为何不见修正？
综上所述，公之生庚绝非942年；也没有理由讲公生于865年是“伪撰”，倒是这个生庚非常合乎情理，当应予以认定。不能因为乾隆丙午年（1786）绍浑公的宗谱序将通公叙入汾公九子汉俟之孙、义江公之子，而硬要否定通公之生庚，或采取通公以下五世生庚不入谱的办法糊弄过去。那篇序讲抵“信”（信州）“披读”了老谱，始知如此，“百千年之路，一旦冰释，可以补前人所未备”。其实，证据并不充分，无非是起了“以讹传讹”的作用。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一个角度，从另一点上切入，重新考证一下通公的宗支呢？难道前人由于条件的限制而留下的疑点我们就不能动吗？因此，我郑重地建议诸位共同来翻掉旧谱的错案。去年清明节，我曾就通公族属问题写过质疑文章，输入《江西刘氏宗亲联谊会》网站，据说有人骂我，文章被撒下来。我不责怪他无知，但可以不屑一顾。我看过一些史料，有将通公叙为巨容公之子的，有将通公叙入汉字辈的（名汉住⒆滞ǎ，这种叙法同样无证据，不足取。若问我，通公的父辈名讳，我至今无法回答，但硬说是义江公之子，那是笑话。谱载：义江守浔阳，因家焉。查明朝《九江府志》，唐末未见义江公守浔阳，即使为官浔阳，因以为家，也非德安。何家《彭城堂》谱载义江字浔阳，非“守”而“字”。又见一份分迁录载：汉俟子义江通公迁德安陂溪，“义江”二字似乎加得勉强。有谱载义江生一子通。又有谱载通公兄弟三：迪（字时吉，散骑常侍）、通（字时亨）、逵（字时迁），有二侄训、谆（迪、逵之子）。还有德安谱载，义江生九子。这些史料，都对义江生通之说不利。武宁的刘氏宗谱、德安两堂的刘氏宗谱均对迪公、逵公以下世系有叙述，是否可以从中找到上溯的线索。我意见，这一次如无法将通公宗支考证清楚，也一定要存疑于谱，以示后人。
瑞昌 刘朝键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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