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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一世祖刘通公祖辈源流的建议

一世祖刘通公的后裔分布面大,人口众多。瑞昌、武宁、德安、九江、阳新、黄石等地都有公之嗣续。多年以来,这些地方的刘氏,多次小范围地联庄编修宗谱,对通公的叙述,大都照抄照录旧谱,未注意核对公以上四代的生庚,回避了200多年前早有人提出的“某生通”的问题。

刘氏


现在,瑞昌正在编修刘氏宗谱,参修的庄门都是刘通公的后裔。我们迟钝地发现,通公生庚早于其祖父汉俟,仅比其曾祖父汾公小11岁。于是对其宗支提出质疑。我们不忍心装糊涂,绕过被视为“高压线”的通公生庚,盲目遵从旧谱。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予指正,听之任之,我们就亵渎了列祖列宗,有负于子孙后代。
瑞昌与武宁、德安、九江的许多刘氏共祖,不可能独行其道,也不能各说一套,给人留下笑柄。因此,不得不提出来与诸位磋商,以求统一认识,统一意见。
通公的生庚关系到通公的宗支,不是一般性的年龄大小的问题。按照常理,子不会大于父亲,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不是本人生庚有错,就是父祖辈生庚有错,或是宗支承接有错。从已有的史料判断,通公的生庚是没有错误的。
公之墓志及一些旧谱载:公生于唐懿宗咸通六年乙酉八月十七日(即公元865年)。只有《忠孝堂》宗谱载生于后晋(唐)天福七年壬寅(942年),晚77年。这个生庚显然有错,不足为证,且看以下数据:
1、公大顺年(890~891年)从弋阳迁德安陂溪,按推算,时年正好二十五、六岁。此事可见大宋庆历二年(1042年)十月朔日敬撰的通公墓志。
2、大宋元符三年(1100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一世孙刘溥撰的《陂溪旧序》载:唐昭宗天佑元年(904年)主家讳定(通公长子)军户差役,充洪州伟前虞侯都统,以有治绩,奏闻朝廷,敕封镇南军节度副使,东西行营都统。
3、上述旧序又载,吴乾贞元年丁亥(927年),通祖卒。二年戊子(928年),夫妻合葬处住板林坑。三年己丑(929年)兄弟分为六爨,定、练、蕲、晖与训、津(谆),惟定练合关义活。至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聚族560余口,时定公曾孙名隐者(从通公至隐公已至五世),奏闻朝廷,敕大理寺丞。武昌县令赵维熙等主持分家,分为24份。至天禧四年庚申(1020年)又聚族500余口。“曾未百年而义聚千余口”。
4、明朝《九江府志》载:端拱二年己丑(989年)刘日章、祥符元年戊申(1008年)刘希孟、景德二年乙巳(1005年)刘希元科试进士。他们分别为通公六世孙和七世孙,考取进士年距通公出生年最长143年,最短124年,其本人均应在成年之后。
5、旧谱载,宋真宗年间(1008、1022年)日章、日敏等公参与过编修宗谱。如通公生庚有错,为何不见修正?
综上所述,公之生庚绝非942年;也没有理由讲公生于865年是“伪撰”,倒是这个生庚非常合乎情理,当应予以认定。不能因为乾隆丙午年(1786)绍浑公的宗谱序将通公叙入汾公九子汉俟之孙、义江公之子,而硬要否定通公之生庚,或采取通公以下五世生庚不入谱的办法糊弄过去。那篇序讲抵“信”(信州)“披读”了老谱,始知如此,“百千年之路,一旦冰释,可以补前人所未备”。其实,证据并不充分,无非是起了“以讹传讹”的作用。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一个角度,从另一点上切入,重新考证一下通公的宗支呢?难道前人由于条件的限制而留下的疑点我们就不能动吗?因此,我郑重地建议诸位共同来翻掉旧谱的错案。去年清明节,我曾就通公族属问题写过质疑文章,输入《江西刘氏宗亲联谊会》网站,据说有人骂我,文章被撒下来。我不责怪他无知,但可以不屑一顾。我看过一些史料,有将通公叙为巨容公之子的,有将通公叙入汉字辈的(名汉住⒆滞ǎ,这种叙法同样无证据,不足取。若问我,通公的父辈名讳,我至今无法回答,但硬说是义江公之子,那是笑话。谱载:义江守浔阳,因家焉。查明朝《九江府志》,唐末未见义江公守浔阳,即使为官浔阳,因以为家,也非德安。何家《彭城堂》谱载义江字浔阳,非“守”而“字”。又见一份分迁录载:汉俟子义江通公迁德安陂溪,“义江”二字似乎加得勉强。有谱载义江生一子通。又有谱载通公兄弟三:迪(字时吉,散骑常侍)、通(字时亨)、逵(字时迁),有二侄训、谆(迪、逵之子)。还有德安谱载,义江生九子。这些史料,都对义江生通之说不利。武宁的刘氏宗谱、德安两堂的刘氏宗谱均对迪公、逵公以下世系有叙述,是否可以从中找到上溯的线索。我意见,这一次如无法将通公宗支考证清楚,也一定要存疑于谱,以示后人。

瑞昌 刘朝键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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