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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日照刘氏源流与刘氏名人

峤山小沂水刘氏,汉室苗裔,系出于莒郡望彭城(有大元元贞二年主千户刘旺的立石和乾隆五十三年谱碑汉室苗裔碑文为证)。元朝居小沂水,始祖进,生五子:长用(乐农桑)、次文(莒州盐局税务体领、充盐局官)、三聚(充莒州盐局办课官)、四泽(充莒州首吏、改充莒县县尉、又充三县提领)、五旺(主千户)。各支派徙居上庄、小河、菜园(菜园一世、二世、三世失考,三世生五子:长顺、次、三无后失传、四辰、五仲)顺自菜园徙居后车疃,辰自菜园徙居前车疃,仲居菜园村。后世子孙有德行可称爵位可述后勒之石者三十二人。

刘姓女生


以下结合彭城刘,略考东莞莒刘勰、城阳王刘章、小沂水刘相互之间的关系,以供参考。
彭城刘,即始祖刘邦,长子齐悼惠王刘肥,刘肥生九子:太子刘襄、次子刘章、三子刘兴居、四子刘将闾、五子刘志、六子刘辟光、七子刘贤、八子刘卬、九子刘雄渠、二世次子、刘盈为孝惠皇帝。城阳景王刘章,生一子刘抚(彭城内史),刘抚之后,一支为未出仕留名,为刘穆之的父亲,穆之生三子,长子刘虑之、次子刘式之、三子刘贞之;一支是刘爽(山阴令),其子刘仲道(余姚令),仲道生五子:刘钦之、刘秀之、刘粹之、刘恭之、刘灵真。刘灵真乃刘勰的祖父。刘勰父刘尚,宋越骑校尉。刘勰,字彦和,南北朝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人。著有《文心雕龙》,其远祖为汉城阳王刘章。
从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刘章入主城阳国,到西晋永嘉年间五胡乱华,江北莒县刘氏大族随琅邪王司马睿南迁止,共计500年的时间,刘氏族人在此期间在莒地繁衍生息,人口定在不少数,可惜莒县刘氏家族谱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刘勰远族世系已难已确考。近年,在莒县峤山杜家沂水村的小刘家沂水刘氏,存一乾隆五十三年的谱碑,上书“汉室苗裔”其碑文载:“吾族隶莒始于朱虚侯之封,固汉室之支派也,第以物换星移,阅数朝兴衰升降,泽既斩而世乎,已莫可考焉……”朱虚侯,即城阳王刘章之早封号,“小沂水刘氏”在明清以后的多部刘氏家谱中记载,是元朝时期刘氏的祖居地。可见,应与刘勰为同一汉室支派,是城阳王刘章的后裔。

日照刘氏
自汉隶籍于莒。委因元社将屋,刘氏迁居徐州府砀山县大刘家村。红巾(徐刘)乱起,刘氏又逃居东海当芦村。始祖刘思源,遵奉朝廷诏命,于洪武三年(1370年),同祖人复由东海迁居日照喜雀窝,后人为这里取名喜鹊窝,后因祖居失火,住宅西移,改称草涧。二世祖福、禄、寿、喜、诗、书、忠、厚。福、禄二祖同迁大刘家沟。(今三庄镇刘家沟),福祖又避匪,率三子恒公迁居诸城逄哥庄(现属高密市)将长子志干、次子志贞托付二世祖禄。寿公迁刘家庄(今三庄镇刘家庄),僖公居日照草涧庄,诗公迁注州(今黄墩大株州)、书公迁莒县(明谱载,书公分居西刘家沟;碑刻载,书公迁莒县)、忠公迁临沂(兰山全刘庄)、厚公迁沂水(刘家店)。
刘福后人,刘必显,为刘家第一个进士,明朝天启(1624年)中举,清顺治九年(1652年)中进士。官至员外郎。刘必显生四子,长子刘祯,次子刘果,三子刘棨,四子刘棐。刘祯贡生,考授从六品。刘果顺治十一年中举,康熙三年中进士,官至江南提学道。刘棨(刘统勋之父)康熙十四年十八岁中举,十年后中进士。官至天津道副使。刘统勋,雍正二年中进士,官庄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是乾隆朝最受乾隆器重的重臣之一。刘墉(刘统勋之子),乾隆十六年中进士,官庄东阁大学士。刘鐶之,刘墉之侄,十八岁中举,廿八岁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后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

沈刘庄刘氏
原籍海州人,始迁祖兴元,初迁于莒箕山阴之徕庄,赘于窦民,以功至莒密二州总管。二世、三世袭职。元末流离。五世宽,迁居屋山阴沈刘庄,据《重修莒志》载传至廿十世。有祖堂一所,祭田三十亩。

刘秀之
刘秀之(396~464),字道宝,东莞莒人。其祖父刘爽,曾任尚书都官郎,山阴令。其父仲道,曾任建武参军余姚令。秀之早年丧父,在贫穷的家庭中长大。秀之年幼时胆大心细,东海(今山东郯城西南)人何承天(天文学家、官御史中丞)十分器重秀之,不但教他进取做人,还将女儿许配给秀之。秀之有“贤妻良母”相佑,以其兄钦之耿直的性格为学习的榜样,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德行为人们所重。因此,于424年(南朝宋元嘉元年)被任命为驸马都尉,奉朝请。秀之曾请求担任广陵(今江苏扬州)郡丞。朝廷为发挥他的作用,任命秀之为江夏王刘义恭、平北将军彭城王刘义康行参军。出任无锡、阳羡、乌程令。
秀之勤政廉明,博得好评。439年(元嘉十六年),升任建康令,尚书中兵郎。秀之仍勤于政务,把建康城治理得很好,达到“性纤密,善纠摘微隐,政甚有声”的程度。其卓著的政绩,被吏部尚书沈演之所注意,不断向宋文帝称赞他。刘骏(后为孝武帝)守襄阳时,将秀之调去任抚军录事参军、襄阳令。在任襄阳令时,他整修了年久失修的挡水堤坝,使千顷良田重得灌溉。后又改领广平太守。448年(元嘉二十五年)秀之升任督梁、南北秦三州诸军事、宁远将军、西戎校尉,梁、南寿二州刺史。时汉川之地有以绢当钱的积习,秀之为便利百姓,限令以钱购物,活跃了市场,深得民心。450年(元嘉二十七年),北魏60万大军南侵。朝廷将辅国将军杨文德,巴、梓潼二郡太守刘弘宗交秀之节度。秀之运筹帷幄,指挥有方,击败北魏的进犯。同时将氐族杨高众部讨平。453年(元嘉三十年),文帝被太子所杀。秀之闻之,当日起兵讨逆。孝武帝刘骏即位后,秀之升任持节督益、宁二州诸军事、宁朔将军、益州刺史。折留俸禄280万两,交付梁州镇库。秀之率先垂范,整治了梁、益二州官吏侵吞钱财的不正之风。
454年(南朝宋孝建元年),南谯王刘义宣占据荆州反叛。秀之审时度势,出兵讨之取胜。进号征虏将军,监益、宁二州诸军事,保留持节、刺史之职。后被封为康乐县侯,食邑600户。457年(大明元年),秀之为右卫将军,次年升任丹阳尹。459年(大明三年),升任尚书右仆射,后领太子右卫率。在处理雍州王休茂叛乱后,秀之任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及郢州的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安北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
464年(南朝宋大明八年),秀之病逝。孝武帝曾颁布诏书,赞扬秀之“识局明远,才应通畅,诚著蕃朝,绩宣累岳”。赠侍中、司空、持节、都督、刺史、校尉如故,增封邑为千户,谥忠成公。同时赐钱20万,布300匹。子景远嗣,官至前将军。

刘勰
刘勰(约467~539),字彦和,南北朝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人。祖父刘灵真,宋司空刘秀之弟。父刘尚,宋越骑校尉。其远祖为汉城阳王刘章。梁代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
刘勰7岁时,曾梦彩云若锦,攀而采之。是时由于父有公职,母亦勤劳康健,故家景富裕,尽享阖家之欢乐。474年(南朝宋元徽二年),桂阳王刘休范反于寻阳,攻至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皇室出兵镇压,建康城内发生激战,其父战死于此次战役中。从此,家道中落,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在母亲的悉心教诲下,刘勰养成了笃志好学的习惯,无论是诸子百家,还是史书辞赋,无不精研。此时的刘勰受家庭影响,主要留心于道家、儒家的思想。486年(南齐永明四年)前后,其母不幸去世。守丧3年后的刘勰不仅未能弱冠而仕,而且因当时森严的士族门阀制度的束缚而不曾婚娶。
早在484年(永明二年),齐武帝已削除了没落官僚家族的免役权。沉重的赋役负担和孤独的单身生活,以及强烈的政治进取欲望,迫使他离家去定林寺投靠沙门僧祐。时朝廷崇佛日甚,定林寺名僧与朝廷的关系密切,尤其僧祐在佛学界居领袖地位,使之与朝廷关系更为密切。这样,刘勰入寺后不仅可以避役,而且还有机会接触政界要人,当然更使刘勰向往的是寺内可供他阅读的丰富藏书。僧祐主持的定林寺名僧云集,有的足不出户30余年,手不释卷,潜心研读。严谨的学风,给刘勰治学以良好的影响。刘勰与之居处10余年,遂博通经论。定林寺的藏经皆经刘勰校定整理、抄录作序。
499年(永元元年)后,刘勰始撰《文心雕龙》,历时三、四年的工夫,约于501年(南齐中兴元年)冬成书。全书计50篇,以论古今文体流变和创作技巧。博大精深的《文心雕龙》成书后,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然而刘勰深知自己这部书的价值,便想借重于文坛领袖沈约,但因沈约贵盛,没有什么合适的机会接触上。于是他就扮作货郎卖书,等候在沈约必经的道路上。待沈约出行,即上前献书自荐。沈约取读之后,非常重视,认为此书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随时研读。不久,刘勰便以奉朝请起家,步入政坛。
504年(梁天监三年),在沈约与僧祐的举荐下,刘勰出任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记室。508年(梁天监七年)至509年(梁天监八年),与沙门僧旻等30余人入定林寺抄经88卷。任务完成后,调任车骑将军仓曹参军。510年(梁天监九年),出任太末县令,政绩卓著。512年(梁天监十一年)后,调任仁威将军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当时七庙祭祀已改用蔬果,而三郊农社的祭祀仍用牺牲。刘勰上表建议,二郊宜与七庙一样改用蔬果祭祀,梁武帝将刘勰上表交尚书省讨论,并接受了刘勰的建议。因此,得到梁武帝的赏识,遂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
早在509年(天监八年),梁武帝下诏说:“……思阐政术,虽百辟卿士,有怀必闻……四方士民若有欲陈言刑政、益国利民……有可申采,大小以闻。”有感于此,刘勰撰《刘子》一书55篇,就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和社会统治术等诸多方面,作了详尽的阐述,并约于522年(普通三年)前后成书,以此向朝廷陈言进谏。
昭明太子爱好文学,刘勰亦有此癖,所以昭明太子很喜欢与他交往。然而刘勰更长于佛理,京师建康的寺塔和名僧碑志,必请刘勰为之撰文。
518年(天监十七年),刘勰的恩师僧祐不幸去世,定林寺中藏有僧祐新收集的大量佛教材料和新著,亟需整理,一向重佛的梁武帝于519年(天监十八年)命刘勰与沙门慧震一起入寺撰经证。531年(中大通三年)四月,与刘勰交往甚密的昭明太子去世;七月东宫易主,刘勰未任新职。534年(中大通六年)刘勰在定林寺完成撰经任务后,自誓出家为僧,并得到梁武帝的允准,改法名慧地,不久病卒。刘勰曾有数部文集传世,隋代散轶。

刘好礼
刘好礼(生卒年不详),字继先,元恩州人。1345年(元至正五年)任莒州知州。是年大旱,好礼亲自设坛祈祷。次年蝗虫成灾,而蛤蟆群生,好礼教人民保护蛤蟆而蝗害不能成灾。时盗贼蜂起,他组织力量大力搜扑,先后扑盗39人。好礼分别进行审问,使案情大明,将盗首3人正法,其余36名胁从者,教育后释放,以此教育了百姓,社会治安很快好转。好礼在任期间,修整莒城墙,并引来黄华水环流城池,在城门前建桥。同时修文庙,劝农桑,积常平义粮2000多石。时评为莒之“贤守令”。百姓曾立去思碑,以记其事迹。

刘朴
刘朴(亦作璞)(1568~1627),字尹孚,号柘山,明莒州冢头村人。6岁即从师鞠少庵。鞠见刘朴“沈毅颖敏”,很有培养前途,于是不论到那里教书总是带着刘朴。刘朴从启蒙至入仕再无二师。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丁酉乡试中举,得选陕西雩县(今称户县)令。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冬到任,适逢大旱后的荒年,民多逃亡离乡。府库空虚,无粮赈济。翌年春,刘朴征得上司同意,预支一年的俸银买谷500石,救济难民。在刘朴的带动下,义士王辅世等多人捐谷1200多石,解全县燃眉之急。刘朴同时发布文告,招抚流亡,奖励农耕,灾民逐渐回乡,当年便获得较好的收成。

雩县地方,屡有匪患,人民深受其害。刘朴采用连环保甲法,每保壮丁20人,设教师1人,每月3日教习武术,其余时间务农。由于组织农民起来保卫家乡,使匪患逐渐根绝。又举办社学,使穷苦子弟有上学的机会。从此,人民安居乐业。刘朴在任5年,“清慎勤苦如一日”,政绩卓著,人民称颂。
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升任江西道监察御史。刘朴“耿直无所避”,上任后9个月,即上奏疏20道。后还不断上奏,屡陈朝政得失,颇得朝廷嘉许,所奏多见施行。如所上“奏请均丈地亩疏”,得到朝廷的认可,转山东抚按,立见施行,农民受益匪浅。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都御史杨涟首参魏24大罪。次日,刘朴、袁化中继参魏罪。1624年(明天启四年)六月初六日,刘朴一人冒死上奏《魏忠贤八可诛》,所奏事实确凿,言词激烈。魏忠贤恨之入骨,在笼络不成之后,于1625年(明天启五年)将刘朴贬官回乡。1627年(天启七年)魏忠贤派心腹到刘朴家乡密探刘朴的动静,意在致朴于死地。刘朴得知后,气愤难忍,得疽于7月26日含恨而亡。
次年崇祯帝即位,刘朴之子刘启泽上京为父鸣冤。朝廷给予昭雪,赠太仆寺少卿,入乡贤祠享祭。
刘朴在贬官后,致力于著书立说。其遗著有《雩县志》、《四事豹斑集》、《莒志野述》等,还有其他文稿若干,后遭战火,大部损失。民国年间,由周兴南等人将刘朴后人所存残稿,整理刊印成《柘山遗集》行世。

刘勰祖籍故里考辨
刘勰的籍贯,《梁书·刘勰传》记为“东莞莒人”。这“东莞”是指南北朝时期的“东莞郡”,“莒人”是谓其为“莒县人”。但近年史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说法:一是“日照三庄说”,二是“莒县沈刘庄说”。这两种新说法无疑是深化刘勰研究的有益探索。但笔者认为二说均不合《梁书》所记。本文拟就上述二说并刘勰故里略作考辨如下。

一、“日照三庄说”的由来
刘勰故里“日照三庄说”的材料,最早见于乾隆二十五年成书的《沂州府志》和光绪十一年成书的《日照县志》。
《沂州府志·人物》卷记:“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日照刘三公庄其故里也。”
光绪《日照县志·疆域》卷记:“刘三公庄,县西八十里,元有巡检司,见文庙碑,相传刘勰故里。”
同书《山水》卷记:“李固寨南晨鸡山,传为刘三公读书处。”
同书《掇余》卷记:“昆山下有横岭,环抱如城郭,旧名小阆苑,取昆仑阆苑之义。梁时刘勰作《文心雕龙》,欲得名山藏之,于小阆苑作石室,后人为之作文心亭。”
再,清代日照人丁恺增作《雕龙里》诗中有:“昔游茶陵门,命读雕龙书……我生公故里,驭气游碧虚……。”
再往上溯便是立于乾隆二十三年的“刘勰故里碑”。但该碑无人知晓,只有1984年2月28日《大众日报》以《日照发现刘勰故里碑》为题作了报道之后,“刘勰故里日照三庄说”才正式形成了。我们说它形成了,是说这一说法被不了解这一地方历史地理的龙学界人士在自己的文章中作了引用(见霍依仙《刘彦和简明年谱》)。1989年的《山东外事》第6期也作了介绍,但不管热衷于标新立异之人如何大加宣传,“刘勰故里三庄说”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日照三庄(今称日照市东港区三庄)在六朝时期不属于莒县版图;日照县虽然建于金大定二十四年,但日照县版图并非古今一体。1989年刘斌同志在《山东史志》丛刊第3期撰文对“刘勰故里三庄说”提出反驳,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日照故地曾先后属于昆山县,西海县和梁乡县,当时的疆域偶尔并入莒县的也仅是莒城以东的故地,不含莒东南的三庄镇,刘斌同志所言极是(详见刘斌《刘勰祖籍之我见》)。
其次,“刘勰故里碑”不合刘勰本人史实。其碑文为“梁通事舍人刘三公故里”。立碑时间为乾隆二十三年。治南北朝史的人都知道刘勰早年丧父,孤身一人,何以在他死去1200多年后又冒出了大公和二公,把刘勰排到了老三位上,这大公和二公又是何人?无人知晓。可见伪造这一历史的人不是一位历史学家,只知拉名人入乡里,把刘三公当成刘勰,把刘三公庄当作刘勰故里,其伪造手段也不高明,而且底气也不足,连身份,都不敢表明,只落了个后学:“张莪,牟××,牟××”了事。
其三,众所周知,刘勰的《文心雕龙》从来就不是禁书,刘勰恨不能一夜传遍全国,何以“欲得名山藏之”?好歹《日照县志》的撰修人明白《沂州府志》的撰修人伪造了这一历史,出于乡里情份,不得不仿《沂州府志》记入县志中,于是就把刘三公庄记作“传为刘勰故里”。这一个“传”字既表现了自己撰史的严肃性,又挡了乡里好事之人的责备。
其四,丁恺增《雕龙里》诗文“我生公故里”。作者在自序中说:他当年游学茶陵,投师彭石原先生学习《文心雕龙》,彭先生亲为演其义趣。对于丁氏其人《沂州府志·人物》卷介绍他说:“字萼华,雍正元年拔贡”。《日照县志》介绍说他“为文豪放不羁,奇其益行……著有《奎山楼诗文集》”,可见丁恺增是一位诗人,不是一位史学家;其诗为文学作品,不是史著。应该非议的是那些把丁氏的文学夸张和艺术想象当成了信史的人。况且从全诗的激情看,丁氏无疑是一位刘勰的崇拜者。
其五,《沂州府志》成书于乾隆二十五年,“刘勰故里碑”立于乾隆二十三年,立碑之时,正是《沂州府志》撰修期间,丁氏恺增又是府志的两主修人之一,况且拉名人入乡里是文人自古就有的不良习气,而作为刘勰崇拜者的诗人在对六朝时期这一地方历史地理未作详细考证的情况下,把刘三公当成刘勰,把刘三公庄当成刘勰故里也就很自然了。可以说丁恺增是“日照三庄说”的始作俑者。

二、“莒县沈刘庄说”的由来
莒县沈刘庄,当地人俗称沈庄或大沈庄(因周围还有西南沈庄和西北沈庄),没有称过刘庄,在今莒城北120里处的东莞镇,距镇驻地15里路。此处汉代为箕县故城址,也是汉城阳荒王子箕愿侯刘文的封地,还是潍河的南源。潍水流经村前一段石灰岩碎石时,水没入了地下,然后又浮出水面,这一奇景为沈刘庄八大景观之一,叫作“潍水沉流”,所以座落在这潍河源头河岸上的村庄古代叫作“沈流庄”。在古代“沉”字写作“沈”,和姓沈的“沈”同字。后来人们为了区别,把“沈没”的“沈”写作“沉”,(请注意:“沈阳”的“沈”原写作“氵审”,现简化为“沈”)在元代于钦写的《齐乘》一书中,沈刘庄仍记作“沈流庄”。到明代该村出了几个官员,渐把“流”字改为姓刘的“刘”。1985年该村出土的明末刘茂墓志中记刘茂籍贯为“流泉牌沈刘庄”。可见元代该村名还记为“沈流庄”,到明末就正式改为“沈刘庄”了。这本是古今人丁兴旺之家族惯用的常例。可是不知出于对刘勰的崇拜还是为了拉名人入乡里,或是不了解“沈”“沉”二字的古今之别,乡里文人就把刘勰负书干约的事附会成了如下的故事:刘勰故里是沈刘庄,这村本没有沈姓人家,只是因为刘勰被沈约举荐才得以出仕,“为了感谢和铭记沈约对刘勰的知遇之恩,刘勰家乡的人便把自己原叫刘庄的村名改为沈刘庄。”(见《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这只是自然地理与人文的巧合,为乡里文人创作“刘勰故里沈庄说”提供了素材。但历史上的行政地理却不容许人们去虚构。这便是南北朝时期的沈刘庄属于东莞县辖区,不入莒县版图。东莞县史见于《汉书·地理志》《琅邪郡》中,东汉建安三年始升为东莞郡,(《后汉书》疏记此事,《三国志》不设《地理志》,《三国志·臧霸传》:“太祖破吕布,以尹礼为东莞太守”。同书《魏武纪》中也有记载。此时东莞郡辖县除东莞县外,所辖其他县不明)汉东莞县治今沂水县北城子岭,“宋魏东莞县已移治莒州之东莞集”(清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卷21)。这说明沈刘庄自后汉始一直处于东莞县的中心地带,决不会把它划归120里以外的莒县管辖;东莞县入莒版图是后周改置莒州以后的事了。如果把沈刘庄说成刘勰故里,那刘勰就是“东莞郡东莞县”人了,《梁书》决不会记为“东莞莒人”。笔者老家离沈刘庄仅15里地,少时常去赶沈庄集,又加亲戚来往,早知道“刘勰故里沈庄说”出于“潍水沉流”河岸上的“沈流庄”村名的演义。“刘勰故里沈刘庄说”和“潍水沉流”同存于沈庄民间,外人不知。1996年在日照举行的全国《文心雕龙》学术研讨会上,有人将这一民间传说写进了为大会提供的论文中,随后又通过北大学报发表出来,一个“刘勰故里沈刘庄说”就向社会公布了。当人们了解了南北朝时期沈刘庄的行政归属和村名的演变历史后,刘勰故里是否沈刘庄也就清楚明白了。

三、刘勰故里应是莒县城
刘勰的籍贯是“东莞莒”,这黑字早已落入《梁书》中,但其故里到底是哪里,学术界专家作了一些探索,我们认为尚欠准确,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考证。
1969年江苏句容县出土的南齐《刘岱墓志铭》是我们寻找刘勰故里的一条线索。从铭文所记世系看,刘岱乃刘勰堂叔,其居住地为“南徐州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是刘家南迁的侨置地址。“寓属江左者,皆侨置本上,加以南名”(见《南史》P97页),“凡中土故家以至土庶自北来者,至南时各因其所居旧土,侨置郡县名,并置守令以统治之,古曰正土断。不以黄籍籍之,而以白籍,谓以白纸为籍,以别于江左土著也”(见胡三省《通鉴释文辨谈》卷四)。东晋以后的南朝户籍分为黄籍和白籍。黄籍是土著居民,白籍是东晋时为招怀流民,对侨民给予免除赋役之优待,在户籍上的区别。有两个原因,一是物在异地为贵,人在异地为贱。这些南迁的大族为了保持在原居住地的威望和权势,仍愿意保持原居住地的籍贯“凭借势力在寄居地依然奴役从北方流亡来的民众”(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359页。)二是本想不用很久就能返回故里,为了便于子女记住故里而政府允许户籍用原籍行政地名。《晋书》卷75《范汪传附子宁传》中反映了这一问题,文中说:“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返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所以,刘勰的江北籍贯也应该是“徐州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这“都乡长贵里”到底又是哪里呢?清人顾炎武在《日知录》卷22对都乡作了考证,说宋欧阳修“《集古录·宋宗悫母夫人墓志》:‘涅阳县都乡安众里人,又云:窆于秣陵县都乡石泉里。都乡之制前史不载。’按都乡,盖即今之坊厢也。”“坊”是城市中的住宅区,“厢”是靠近城的地区。单解“都”是城市。看来在“县乡里”制的时代把城区作为一个乡就叫“都乡”。可知这“都乡”是古代城治区划名。如,王羲之的籍贯是琅邪郡临沂都乡南仁里(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卷72)。都乡南仁里即今白沙埠镇东孝友村,南北朝时属老临沂城区划。据此,找刘勰故里就应该在莒县城区内考察。否则是徒劳的。莒城自春秋莒国都莒到元代马睦火镇莒因城大难守,截东北隅为一小土城,5里80步止,莒城只有缩小,没有扩大,这个范围是确定了的。从《汉书·百官志》和《宋书·百官志》知,古代百家为一里,这“长贵里”因历史久远,战争、瘟疫、蝗灾、水患和地震等灾难,在莒多有发生,具体村落或街道已难确考。唯莒国城内,元代城南有一村庄叫刘家菜园,传说此处过去是莒县刘氏大族的菜园地,如果这个传说的刘家大族是刘勰家族,那么这个“长贵里”当离此不会太远,具体定在哪里,有待考古和文献新材料的进一步发现证明,在此仅提出我们的一孔之见就教于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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