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垂（1887－1936），鄂州市华容区段店镇人。1920年10月，刘伯垂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共产党湖北的第一个支部（亦称共产主义小组)正式宣告成立。“八·七”会议后，伯垂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年底，伯垂躲过汪精卫在武汉的大搜捕，潜往日本。翌年回国，隐居上海。直到1936年，患肝病逝世，终年5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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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垂（1887－1936），鄂州市华容区段店镇人。
刘伯垂出生于书香世家，其父刘弼丞为日本政法大学毕业生。刘伯垂清末留学日本，就读于明治大学法科。留日期间，结识了孙中山、陈独秀等人，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并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
辛亥革命后刘伯垂回国，历任民国大元帅府秘书官、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参事。袁世凯称帝后即愤然辞职，南下广州，出任广东军政府高等审判厅厅长，并主编《惟民周刊》，宣传革命主张。因广东军阀政府未彻底摆脱军阀控制，刘伯垂深感不满，1920年夏秋之交，辞官北返，在上海由陈独介绍加入共产党，并被派回武汉筹建湖北的共产党组织。
刘伯垂回武汉后，分别找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等人交谈，取得一致意见，赞成成立武汉支部。1920年10月，刘伯垂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共产党湖北的第一个支部（亦称共产主义小组)正式宣告成立。会后，伯垂租用多公祠5号为支部机关。
武汉支部成立后，刘伯垂和其他同志一道，致力于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先后组建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武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办了支部机关刊物《武汉星期评论》。
1921年3月，刘伯垂直接领导了汉口人力车工人反对增加车租的罢工，取得了武汉建党后的首次斗争胜利。1923年，他又和项英、包惠僧、林育南等人一道，共同组织领导了武汉地区的“二·七”大罢工；同年底，他又根据中共三届一中全会精神，与项英一道成立了“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筹备处”， 刘伯垂担任筹备处主任，负责组建市党部。
1924年1月，刘伯垂以国民党湖北代表的身份出席国民党一大。3月，国民党中央委任他为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党部筹备委员，与董必武等人负责筹建省党部的工作。不久，林伯渠由粤来汉，刘伯垂与之一起建立了国民党汉口市执行部，并担任工农部长。
“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刘伯垂一度被捕，汉口市执行部的工作也告停顿。在各界人士的共同营救下，1925年1月15日方获释放。刘伯垂出狱后，仍积极为党工作，同国民党右派擅自成立的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筹备处进行了坚决斗争，终于挫败了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争取领导权的阴谋，于5月21日建立了直属国民党中央领导的汉口特别市执行党部，伯垂和向忠等为党部主要负责人。
1926年1月，伯垂等人以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身份出席国民党“二大”，并受我党指派，提前赴粤参加大会筹备工作，任大会秘书处文版主任，“工人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会议期间，伯垂与国民党左派一道，同“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坚决斗争；代表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作了《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党务报告》。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伯垂还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书记长。
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同月，国民党湖北省“三大”召开。伯垂与董必武等省市党部成员一起，竭力发展工人组织，宣传北伐意义，发动工人罢工，有力地支持了北伐战争。9月，北伐军取汉阳，克汉口，兵临武昌城下，伯垂和董必武与攻城别动队司令梁瑞堂联系，利用各种统战关系，策动了守军宋大霈部6个营起义，为北伐军攻克武昌作出了重大贡献。
北伐军攻占武汉后，肩负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和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双重领导责任的刘伯垂，积极领导武汉的工人斗争，使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潮。
1927年，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伯垂与董必武等一批在省、市党部和政府工作的共产党人，于7月18日登报申明，辞去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并遵照党的批示转入地下。
“八·七”会议后，伯垂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年底，伯垂躲过汪精卫在武汉的大搜捕，潜往日本。翌年回国，隐居上海。直到1936年，患肝病逝世，终年5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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