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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为《中华姓氏大辞典》所作序

前不久,张在德同志介绍袁义达同志来看我,带来了《中华姓氏大辞典》这一部长达一百五十多万字巨著的部分稿子,要我写一篇序。这确实让我踟蹰难决:我那一点对中国姓氏的知识能保证序写成后不出笑话吗?我请他把稿子和一些说明材料留下,意思是等我学习完了再行定夺。万万没有想到,我一接触稿子和资料,立即有豁然开朗之感:原来在这些普普通通的姓氏里面,竟隐藏着这样重要的含义。我从中学习了很多东西。我当机立断:这一篇序一定要写的。
我小时候读过《百家姓》,只是跟着老师念,根本不了解其中的意义。后来在国内外读书做事,虚度了几十年,逐渐知道了中国的姓决不止百家。明朝有《千家姓》一书,没有读过,也没有考虑过中国的姓氏是否就到千家而止。可是我知道了,世界各国的姓氏制度是颇有分歧的,有的国家根本没有姓。在中国,姓氏制度在各民族之间,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姓氏制度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仍然没有加以考虑。
在德国读书的时候,听一个德国同学讲过德国犹太人姓氏起源的一些笑话。原来犹太人从前就是没有姓的。几百年前,德国警察局规定每一个人都必须有个姓。这对日耳曼人来说本是“司空见惯浑无事”的。然而却难坏了犹太人。他们走到警察局,恭候发落。此时不怀好意的德国警察,却来了威风:“到门后边去站着!”他们怒喝。于是有的犹太人就真地站在门后边。结果“在门后边”就成了他们的姓。还有更恶毒的恶作剧,犹太人央求德国警察,给自己赐个姓。于是连“放屁”等一类的脏词儿都成了犹太人的姓。
这故事,我当时听了觉得好笑。及今回思,却只觉得悲哀。在姓氏里面竟还隐含着一部民族压迫史!
这是姓氏制度带给我的第一次反思。
以后,我在治印度和中亚古代语言之余,有时迫于形势,有时出自兴趣,也搞了一点中外历史的研究。在这里面,我认识到了姓氏的重要性。治中国历史而不注意姓氏的研究,是根本不行的。过去和现在的历史学家,写过不少的关于姓氏的专著和论文。我顺便举一个例子: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是这一部《中华姓氏大辞典》的参考书之一。陈寅恪先生给《北朝胡姓考》的序里说:“寅恪以为姚君之学,固已与时俱进,然其当日所言,迄今犹有他人未能言者。此读者自知之,无得寅恪赘论。惟不能不于此附着一言者,即吾国史乘,不止胡姓须考,胡名亦急待研讨是也。”
寅恪师在下面列举了一系列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姓名,从六朝一直列到清代,给治史者极大的启发。他不但号召别人来研讨,而且现身说法,自己著文,参加研讨,写了许多著名的论文,比如《元代汉人译名考》、《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三论李唐氏族问题》、《李太白氏族之疑问》等等,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中国历史上姓氏问题之引起争论者,决不止限于寅恪先生所说。即在我们日常社会生活中,姓氏实亦大有研讨之余地。其中颇有与历史相联系者。比如寅恪先生所提出之李姓,据目前科学统计,李姓实为当前中国的第一大姓。其来源究竟如何呢?他们决非都是李耳的后代,这是绝对可以肯定的。仅李唐一代,就制造了不少的李姓。有许多波斯人到了中国改姓了李,著《海药本草》的李洵即其中之一。再如马姓。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前,比如汉朝的马援,《三国志演义》中的白袍小将马孟起等等,当然都可能是土生土长的“马”。唐代伊斯兰教传入以后,有许多姓马的穆斯林,可能或多或少地与“穆罕默德”、“马哈茂德”等等有关,而与马援和马超难以联宗了。
这只是我顺手举的几个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姓氏问题之复杂远远不止这一些。在这方面也还大有研讨的余地。
我在上面曾说到德国犹太人的姓氏问题。这样表现姓氏上的民族压迫,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可以找到的。在本辞典所附的资料中,有一篇关于姓与庄地名的文章,里面讲到的“”的来源很可能与宋代抗金民族英雄岳飞有关。岳飞惨遭奸臣秦桧杀害后,他的后代怕再遭到奸臣杀害,携家带眷,逃到安徽省涡阳县一个僻静的地方,并把“岳”字拆开,把“山”字放在“丘”字上面,成了“?”字。这个传说的真实程度,我们无法推测。但是,揣情度理,勿宁说是可靠的。此外,我还想到另一个传说。今天中国姓“闻”的,不一定都是闻太师的后人。宋代的与岳飞齐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被杀害后,他的后人也为了同样原因,将自己的姓改为“闻”。揣情度理,我认为,这同样是可靠的。
上面讲的都是历史上的事情。姓氏研究同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联系呢?
我认为,联系是密切的。这个认识只是我不久以前才得到的,通过这一次阅读本辞典的部分稿子和资料,又进一步加深了。先让我举几个例子。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偶尔读到了一些文章,其中谈到,现在给小孩子命名最流行、最时髦的风气是起单名。结果造成了同名过多的现象。这给有关方面无端制造了大量的困难。现在我看了袁义达同志带给我的材料,里面讲到,中国汉族姓氏中李、王、张三大姓高踞榜首,鼎足而三。李姓占全人口总数的7.9%,王姓7.4%,张姓7.1%,三者加起来共占22%多,有几亿人口。这几个大姓再加上同名问题,情况就更加复杂化了。
比如说,今天最流行的单名是“军”、“宁”等等,再加上传统的双名“宝珍”、“玉珍”、“淑贞”、“兰英”等等和一度时髦的双名“卫东”等等;这样一些名,若与三大姓配在一起,试问普天之下将会有多少同姓又同名的人呀?事实上,专就我接触到的这一点社会层面来看,姓名叫“李军”、“张军”、“王军”的人,就不知道有多少。有时候,中学一个班里就有三个“张军”、再加上“李军”、“王军”,则教员点名,邮局送信,有人打电话,公安局登记人口,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人口普查,会引起多么大的混乱,不是一清二楚了吗?况且我国已经有了专利法和出版法,这些都与姓名有关,上述情况在这里会引起多么大的混乱,不也是一清二楚了吗?多么精细的电子计算机对此也将束手无策。文明社会,每一个人必须有一个姓名,这是必不可少的。姓名有点重复,哪一个国家也难以完全避免。但若过了头,则必然影响社会的运转,这一点也用不着再求得证明了。
上面谈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本书的自序中还提到其他一些与姓氏有关的问题和建议,所有这一切都应当引起我们严重的关切,切不可掉以轻心。这是我读了本书部分稿子以后的诚恳的希望。
两位作者都是自然科学家。他们习惯于谨严细致的科学工作方法,现在他们把这种方法应用到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探讨方面上;我相信,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本书的谨严准确的自然科学的学风。我们搞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人,应该认真学习这种学风。这是我的又一个诚恳的希望。
我写到这里,读者读到这里,我们必然都要想到两位作者和出版者,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的远见卓识,他们独具慧眼,我们也不能不由衷地感激他们。他们肯而且敢在今天出版界人所共知的情况下,出这样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出版这样一部大辞典。我现在向中国史学界、社会学界、民族学界、公安部门、民政部门、教育部门,等等,郑重推荐这一部大辞典,它会给你们的工作提供极大的方便。
除了共同的感激之外,我个人还有一点特殊的感激。我在开头已经谈到,张在德同志和袁义达同志代表作者找我写序的时候,我认为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使我踟蹰难决,我甚至不理解,何以找到我头上来。我内心里不但毫无感激之意,而且还颇有点抱怨。然而,到了今天,材料看完了,序也写完了,仅仅不过几天的时间,我忽然恍然大悟,这对我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学习的机会,让我学到了不少的新东西。
我现在又感到,光用“感激”二字都不能完全表达我的心情了。
我的序就写到这里。
19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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