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锦棠与近代新疆开发

作为首任新疆巡抚的刘锦棠在新疆活动l4年，为新疆的开发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第一，实现新疆建省，治理新疆。第二，发展经济，开发新疆。包括安置难民，招徕流亡；兴修水利，改善生产条件；清丈地亩，改革赋税制度；改革币制等。

刘锦棠

一、实现新疆建省，治理新疆

（一）建立新疆行省

光绪七年八月二十四日（1881年l0月17日），清廷正式任命刘锦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同年十二月十九日（1882年2月7日），清政府与俄国办理了正式收回伊犁的交接手续，整个新疆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面对新疆这样一块广袤的土地，清政府应如何加强对它的统治，应如何避免少数民族闹分裂独立的事情在这块土地上重演，应如何防止外国的侵略，应如何改变这里的落后状况。应如何改善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生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摆到了刘锦棠这位钦差大臣的面前。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最关键性的处理办法就是新疆建立行省。只要新疆正式建成全国的一个行政省区，上述问题均可逐步得到解决。

光绪六年十月（1880年11月），刘锦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此时，伊犁问题犹箭在弦上，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刘锦棠以全身心投入对俄防务。至光绪七年四月（1881年5月）间，中国对俄关系出现了缓和趋向，刘锦棠将新疆善后事宜摆到了工作日程之首位。是月，他上了“新疆命盗案件请行变通办理折”。此折内容虽是请求变通办理新疆命盗案件，但它涉及到清廷的刑事审判制度，怕引起刑部不满及他人非议，故他在折中说：“历代抚驭边氓，立法最宜简易。现在草创伊始，所办各节因地制宜，本无不合，应俟改设行省后，由新疆督抚体察情形，奏咨办理”。（《刘襄勤公奏稿》卷二）在这里，他非常明确地表达了新疆应该改设行省的意愿，只不过是表达方法非常委婉而已。并且，从此开始，刘锦棠注意接受左宗棠在新疆改设行省问题上只重理论，不重实践的教训，同时也是按清廷光绪四年十一月有关“先实后名”的谕旨，力争从实处做起，为新疆建行省打基础。所以，他主张南路设立阿克办巡道，管理东四城，下设喀喇沙尔直隶厅抚民同知一员，库车直隶厅抚民同知一员，温宿直隶知州一员，拜城知县一员，乌什直隶厅抚彝同知一员。设立喀什噶尔巡道一员，管理南路西四城，下设疏勒直隶州知州一员，疏勒县知县一员；英吉沙尔直隶厅抚彝同知一员；莎车直隶州知州一员，叶城县知县一员，吗喇巴什直隶厅水利抚民通判一员，和阗直隶州一员，于阗县知县一员。刘锦棠此计划获得朝廷批准，新疆南路正式设置道、厅、州、县，成为新疆南路有地方行政组织的开始，也为日后刘锦棠在新疆建省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诚然，南路虽已建立郡县，但地方行政系统与军府系统的矛盾还是没有解决。故刘锦棠又奏请将“吐鲁番既南路旧有参赞办事领队大臣员缺一律裁去”，“哈密北至伊犁，所有都统既办事领队大臣员缺亦宜酌量裁撤”，“镇迪道无须乌鲁木齐都统兼辖，伊犁将军亦无庸总统全疆，免致政出多门”。（《刘襄勤公奏稿》卷三）刘锦棠的这一奏请又获得清廷的批准。但我们可以看到刘锦棠所提裁撤军府系统官员，主要是指南北两路的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镇迪道，而北路的伊犁和塔城一带还很少涉及，伊犁、塔城实行郡县制要到光绪十二年以后。这一次，对地方行政组织军府系统之间的矛盾的解决并不彻底。尽管不彻底，但它的意义还是巨大的，标志着新疆近200年军府统治即将结束，为新疆行省制度的建立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实际上郡县制的设立就是行省制的初步确立。

（二）废除伯克制，改革基层政权组织

刘锦棠要在新疆设产郡制，碰到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伯克制的问题。伯克制是新疆维吾尔族社会固有的政治制度，伯克一词本意为首领，后统指地方长官。各级伯克由维吾尔族头人担任。伯克的权力很大，回族、维吾尔族老百姓有讼狱纷争与缴税、摊派徭役等事均依赖于阿奇木伯克决断。伊犁将军及大臣也因不懂维吾尔族语言，只好听信于伯克。这样，伯克就成了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回族等少数民族老百姓的实际统治者，同时也成了沟通少数民族与军府系统官员的桥粱。因此，一些阿奇木伯克“往往倚权藉势，鱼肉乡民，为所欲为，毫无顾忌，维回语言文学隔阂不通，民怨沸腾，而下情无由上达。继遭安夷之变，该回目苛酷尤甚，横征暴敛，朘削靡遗，民命不绝如缕”。（《刘襄勤公奏稿）卷十）“维回疆民事委之于阿奇木伯克，情伪无可访咨，上下恒多隔阂，民怨沸腾，官尚罔觉驯顺”。另外，新疆“见议建置郡县投丞綪牧令，各员官皆既非甚崇，若回官仍循旧章，殊有枝大于本之嫌”。鉴于上述两个原因，刘锦棠在光绪八年七月初三日的“裁撤阿奇木伯克等缺另设头目并考试回童分别给予生监顶戴片”中，请求“将回官各缺既阿奇木伯克等名目概行裁去”。诚然，回官、阿奇木伯克相沿已久，一旦撤其职衔，摘去翎顶，可能会出现反感或其他意外。因此，特“拟请仍留顶戴，略于各省州县之待所辖绅士，假以礼貌，使有别于齐民”。以往，众伯克掌管各地的赋、徭役、讼狱、纷争调处等，各级伯克职衔裁撤后，将这些人分到吏、户、礼、兵、刑、工各衙门任书役，让他们与汉书役杂处，互相学习“汉回文言”。这样，既“可收其把持之权，又可籍为公家之用，似属两有裨益”。（《刘襄勤公奏稿》卷五）他的这一设想，在光绪八年七月初三上奏时，遭到了理藩院的反对，而未获旨准。但他没有因此罢休，而是首先在南路加以实践。“能饬南路厅、州、县传集各该城关阿奇木伯克”，耐心开导，“谕以在所必裁之故，准其各留原顶带”。并且，按照各城关事务的繁简，“分设乡约，专司稽查”，在被裁撤的回目中选人充职，另外，依照被裁伯克品级的崇卑，“分送道、厅、县衙门充当书吏、乡约（即维吾尔族的乡官，引者按），配给租粮，书吏酌给口食，以资养赡”。不愿任职的，也听其自由。通过一年的实践，被裁伯克并无大的不满，“甚觉相安”。而对回民、维吾尔族等老百姓来说，不仅“去其雍蔽”，而且“暂与官亲，若更需以时日，言语相通，则疾苦可以自陈，而弊窦可期永绝矣”。（《刘襄勤公奏稿》卷十）因此，他坚决主张将阿奇木伯克裁撤。并且，还忠告朝廷，如不乘此将其裁撤，则“必有积重难返之势”，因阿奇木伯克多系三四品，而州县官只有六七品，乡愚无知，反会将阿奇木伯克视为州县之上的长官。这势必动摇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清廷于光绪十一年接受了刘锦棠的第三次奏请，同意将各级伯克裁撤，不仅解除了少数民族老百姓被各级伯克鱼肉的痛苦，而且增加了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感。另外，随着伯克的取消，刘锦棠还奏请，将所有伯克的“养廉田”一律“归官招佃承租，额粮照则收纳”。（《刘襄勤公奏稿》卷十二）伯克手下的农奴也就成了租地耕种、照章纳粮的佃户，在一定程度上解陈了伯克对农奴的徭役剥削与超经济强制剥削，使之成了自由民，这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

新疆各级伯克的裁撤是维吾尔历史上基层政权组织的一次重大变革，有助于郡县制在南疆的确立。

（三）改革地方官制，整顿吏治

清代，道、厅、州、县的地方官一般由吏部推荐，朝廷直接任命，而不由省级行政长官直接任命，派遣。新疆南路被批准设立道、厅、州、县以后，道、厅、州、县各级地方官的任命由此开始。刘锦棠认为“南路新设郡县，诸凡创始，缠民语言文字隔阂不通，与内地情形迥别。州县为亲民之官，非明干耐苦、边情熟悉之员，久于其任，难资治理”。（《刘襄勤公奏稿》卷八）因此，他主张“因地择人，由外拣补一次”。（《刘襄勤公奏稿》卷五）所谓“由外拣补”，就是由当地省级行政长官委派试用，并报朝廷备案，如果试用期内成绩优异，朝廷据此任命该员为道、厅、州、县的正式官员。这样做，第一，可以使那些长期在边塞工作、熟悉边情的人做新疆的地方官，确比从外地派来的人更有利于新疆战后重建。正因如此，朝廷批准了他的奏请，他在军营和善后局员中任命了一批人来充当这些新设的地方官。

还有，按照清代地方官员回避制度，各省文官除教职外，俱应回避本省任职，邻省距官员本籍五百里以内的也应回避。新疆实行行省政治体制之初，它与甘肃在名义上是未分开的，如巡抚的名称就是甘肃新疆巡抚。如果按照清代的回避制，甘肃人员不能赴新疆任职，这极不利于新疆战后重建。因内地人员初来新疆时，对新疆各族人民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的情况难于了解，不利于工作的展开，而对甘肃地方人员来说，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因此，刘锦棠奏请“原籍甘肃人员准其分发新疆差委，与籍隶他省人员一律按班序补，毋庸回避”。（《刘襄勤公奏稿》卷五）通过试用，成绩优异者，可由朝廷任命为新疆的正式地方官。之所以不回避，刘锦棠认为有两个理由：第一，“新疆虽向归甘肃管辖而相距甚远，即哈密最近之区亦离甘肃三千余里，其南北两路各城远至四五千里或七八千里不等”，第二，“甘肃与新疆人民居处既远，亦无姻亲旗党之嫌”。据此，甘肃人员来新疆任职，就用不着回避了，清廷据此批准了他的奏请。这一措施的实行，有利于地方政府与老百姓的沟通，从而促进当地的战后重建。

除了改革地方官员任命制度之外，刘锦棠还对新疆的吏治进行严格的整顿。新疆刚从阿古柏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各地的地方官员也刚刚上任。按理说，地方的吏治较好，但因新疆是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地方，吏治如不严，就很容易引发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因此，刘锦棠对这些新上任的地方官吏要求非常严格，发现地方官吏做了有损于当地人民利益的事，一定严惩不贷。署绥来县知县欧阳振先，“性情迂缓”，对境内所发命案“禀报迟延，才具平庸”，为此，特“请旨以通判降补，以示惩警，而肃官方，实于地方吏治大有裨益”。（《刘襄勤公奏稿》卷五）此折迅获朝廷旨准。又伊犁地方一乡约（缠回中的乡官，作者按）马凤三利用发放政府贷给农民的耕牛、农具、种籽款的职权，对农民进行敲榨勒索，如回民丁三成实贷款88两，马凤三屡向催缴，强折牛车，还逼令其出卖儿媳，共实收丁三成银196两。另一方面马凤三对上级谎报，说丁三成已逃亡，所发贷款再难收回，实际上是想将勒索的钱，全部据为己有。此事被刘锦棠发现，审讯确凿，马凤三也供认不讳。刘锦棠认为，马风三并不只是勒索了丁三成196两白银，而且还严重地破坏了政府招徕流亡的政策，破坏了政府在缠回中的形象，势必影响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故将马凤三审讯后就地正法，而后上报朝廷备案。（《刘囊勤公奏稿》卷十一）

刘锦棠通过对吏治的严肃整顿，新疆的政治逐渐清明起来。为此，他多次得到清政府的奖励提拔：清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届京察（即朝廷对省级以上官员三年一次的考核，叫届京察），朝廷以刘锦棠“镇抚边陲，才猷卓著，交部优叙”。光绪十五年正月，清政府念刘锦棠在边疆尽忠职守，而加太子少保衔。光绪十五年二月，刘锦棠请假回湘乡探亲，离开新疆时，新疆人民因对他朴实勤政、廉洁、关心人民疾苦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非常钦佩，对他是恋恋不舍。

二、发展经济，开发新疆

刘锦棠率部收复新疆时，整个天山南北“土地荒芜”，“举目荒凉”，到处是一派破败萧条的景象。为了解决战后新疆人民的生活问题和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作为收复新疆的前敌总指挥的刘锦棠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对经济进行恢复和发展。

（一）安置难民，招徕流亡

在封建社会，尤其是战后的封建杜会，不论是恢复生产，还是发展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劳动力。由于战乱和阿古柏的殖民统治，新疆人口死伤失散严重，据英国人斯凯勒记载：乌鲁木齐“共约有十三万满旗人和汉旗人被杀”。“哈密之缠回先有二三万余口”，到光绪初，因白彦虎部的掳胁迫害及百姓因此而逃亡，该城所在缠回只“二三千口”（《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l23页）而已。南路战后，“举目荒凉，居民无多”。沙俄占领伊犁时，人民群众大量离散逃亡，我国收复伊犁时，伊犁人口又遭到沙俄的劫掠，“胁迁而去者十之六七”。（《新疆图志》卷54）其他地方在阿古柏的野蛮统治之下，也有大批劳动者流徙散亡，无衣无食，给战后经济恢复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因此，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稳定和吸引更多的劳动者。

为了战后的重建，刘锦棠不仅积极安抚难民，而且还做了大量招徕流亡的工作。其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大力推行屯垦。首先，制定新的民屯章程，规定“每二人为一户，拨上地六十亩，给农具银六两，修房屋银八两，耕牛两只银二十四两，籽种粮三石，月给口粮九十斤，盐菜银一两八钱，自春耕至秋获，按八个月计算，籽种粮按时价扣，台共需银七十三两有奇，由公借发，限初年缴还一半，次年全还，遇歉酌缓额粮，则自第三年始，初年征半，次年全征”。从章程的内容看，所给条件是非常优惠的，基本生活资料（吃的、住房）和生产资料均由公家贷给，即使是一个赤贫的人，只要接受章程的话，就可以开始生产。对于屯垦农民的管理办法是：“仿营田之制，十户举一屯长，月给口粮银二两，五十户派一屯正，月给口粮银四两，以八个月为限，但免扣还，每屯正五名复派一委员管理，以资递相钤束”。“凡请领成，督察农工一切事宜，地方官责之委员，委员责之屯正，屯正责之屯长，仍十户出具连环保结，互相纠察，层层钤束，以免领本潜逃，耗费旷功及滋事不法诸弊”（《刘襄勤公奏稿》卷十二）《章程》颁布后，吸引了关内大量贫困农民，来到新疆屯垦，就是颁布《章程》的当年，北路的迪化县安插流民306户，奇台且安插100户，昌吉县安插104户，阜康县安插53户，绥来县安插320户，济木萨县丞安插66户，呼图壁巡检安插74户，哈密通判安插45户，精河巡检安插22户，“总计安插土、客一千九十户，……南路各属亦据报新垦地一万九千余亩”。（《刘襄勤公奏稿》卷十二）其后，“土客生息蕃庶，岁屡有秋，关内汉回扶眷承垦络绎相属”。（《清史稿》卷一二○《食货》一）内地农民群众大批到新疆各地屯田生产，对新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兴修水利，改善生产条件

新疆天山南北两路，自“咸丰年间以后，……自爱吉特虎台起至察巴克台止，数百里间田庐漂没，驿程梗阻，城堡坍塌。而玛喇尔巴什地方本为回疆东四城赴西四城咽喉要路，因地处低洼，遂为群水所汇，竟成泽国”。又“自河水为灾，渠堤尽毁，居民靡有孑遗”。（《刘襄勤公奏稿》卷二）面对这种水害惨状，刘锦棠认为当时“最为切要之务，莫急于兴水利以除民患，通驿路以便行旅”。（《刘襄勤公奏稿》卷二）刘锦棠于光绪三年率师克复新疆南路各城，战事之暇，即开始大规模整修水利设施。葱岭南河——叶尔羌河（又称玉河）“自爱吉特虎台起，至阿克萨克台止，绵长四百里”，河之西岸溃堤10多处。“河中雍有大小沙洲十余处，估计工程极为浩大，而民瘼所关不能不急图拯救”，遂派“陕西陕安镇总兵余虎恩，提督汤彦和、陶生林、刘福田、李克常、已革总兵杨德俊等各带所部营勇兼督民夫堵筑决口，挑挖沙洲并将老岸及长堤加高加厚，军民分段工作，以次蒇事，堤岸均臻稳固，河道一律疏通”。这样，该河及河系渠道工程得到全面恢复。葱岭北河——喀什噶尔河（又称红河）是喀什噶尔——玛喇尔巴什的生命之河，地亩全“赖以灌溉。因兵焚久未修治，于龙口桥上面二十余里处冲决一口，河水直注玉代里克各台”，遂派提督汤彦和、杨金龙等率勇丁民夫开挖支河一条，“以分水势，堵塞决口以堆横流”。龙口桥以达玉代里克、卡拉克、沁屈尔盖各台本有可耕之地，因“渠道久废，旱潦无备，遂致土地荒芜，故派提督董福样、张俊开浚渠道，“引龙口桥水以灌玉代里克一带，散给贫民牛具籽种，俾资开垦”。在“老湘军”大事整修喀什噶尔、叶尔羌河渠的时候，其他人疆的西征军也在哈密、巴里坤、古城子、乌鲁木齐、玛纳斯、吐鲁番、喀喇沙尔、库尔勒（又名查尔库）等地兴修了河渠。另还在吐鲁番修建坎井。坎井系向“天山之麓开井而下，循此间数丈，以次开接渠道，暗通导引，雪水伏流，以资灌溉”。（《刘襄勤公奏稿》卷七）吐鲁番坎井本是林则徐戌遣新疆时大事修建的，阿古柏殖民统治时，由于管理不善、坎井设施遭到破坏，西征军解放吐鲁番后，刘锦棠派人不仅对原有坎井进行了修复，并还有新井建成。另在哈密等处也仿照试开，哈密等处距天山较吐鲁番更远，故效果不如吐鲁番之坎井。通过西征对各地河渠的修整，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回疆西四城自兴修各项工程以来，闾阎鲜水之忧，……田赋税厘渐有起色，则非诸将踊跃从公之力，其效或未易臻此也”。（《刘襄勤公奏稿》卷二）为了使水利建设成果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时，刘锦棠专门设置玛喇尔巴什直隶厅水利抚民通判一员，管理该地的水利建设事业。到光绪末期，新疆38个县修整和新修干渠940多条，支渠2300多条，灌溉面积达1lO0多万亩，为新疆农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与刘锦棠对水利的重视与倡导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清丈地亩，改革赋税制度

清代的赋税制度，在内地各省，早把丁赋摊入了田赋，所谓一条鞭法。故有田才有纳税的义务，无田便不须纳税。在新疆，阿古柏侵略之前，田亩不须纳税，而是按人头征收赋，结果就发生了不均和不平等：有的民户，田虽少而丁却多，应纳田赋反而多。富民人丁或许少，所负担赋税却轻，贫户人丁或许多，所负担的赋税反而重。更有甚者，征收赋税时，以阿奇木伯克为经手人，阿奇木柏克以清政府驻新疆的统治者不懂维吾尔族语言为凭借，任意搜括农牧民，“小民备受阿奇木伯克掊削，呼诉无门。而丰稿旧家（指满族统治者）子弟西来者，多以阿奇本伯克为鱼肉，常赋之外，需索频仍，下征其倍，而回民乃不胜其苦”。（《左宗棠全集•书信》三）阿古柏侵略者殖民统治新疆期间，赋税更为繁重，“农民在交纳税之后，只剩下收获物的二分之一，有时只剩四分之一”。（杨东梁《左宗棠评传》）除了正税之外，还有许多名目的附加税，迫使农民“变卖土地、牲畜，甚至卖了家中的锅碗来交纳税款。”特别是佃农受剥削更重，他们除向政府交税外，还须把净收成的四分之三交给地主作为地租。乌鲁本齐、玛纳斯一带被阿古伯攻陷后，更是“严刑厚敛，税及园树”。（《征西纪略》卷四）

为了尽快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刘锦棠决定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刘襄勤公奏稿》卷六）的政策，制定了新的税收办法。新疆收复后，往旧制荡然无存。刘锦棠函商左宗棠，废除原新疆实行的“按丁索赋”的赋税制度，改为与内地相同的“摊丁入亩”制。光绪四年（1878），刘锦棠根据新疆的具体情况，向左宗棠提出：“仿古中制而更减之，按民间收粮实数，十一分而取其一”，（《左宗棠全集•奏稿》七）“回民不知以石数计粮，但用称子，每十称子为一石，计重一百二十五斤，合湘称一百三十斤……尊（指刘锦棠，引者按）论以为有合什一之制，拟每收粮十一称子者，还租一称子，是与鄙见敛从其薄相符”。（ 《左宗棠全集•书信》三）同时，为限制经办人从中舞弊，应责成“善后局员加意查察，或收粮后发给收单，如内地所发粮券式样，其粮户姓名及完粮数目，均写成回字，以便识认”（《左宗棠全集•书信》三）。一旦发现经办回目利用手中权力，借机多征或擅自减少者，允许民户上告，“印委各员传经手入斥责，甚加以革黜”。（ 《左宗棠全集•奏稿》七）并且，刘锦棠还指出，“按什一制”征收只是临时办法，为了今后能与内地一样，按亩征赋，决定先清丈田地。光绪五年（1879），因为全疆清丈地亩的工作尚未完成，仍按“什一制”征收，当年共收粮261900余石。（《左宗棠全集•奏稿》三）第二年，增加到347200余石。这与以往新疆岁纳米粟仅143000余石（《新疆图志》卷一）的数字相比，增加了一倍以上。当时，农业生产的恢复工作刚刚开始，富庶的伊犁地区还被沙俄侵占，如果没有刘锦棠妥善的屯垦措施，抑制阿奇术伯克的中间剥削，减轻农民负担，提高他们的劳动热情，政府要获得如此数额的田赋是不可能的。

至光绪十二年（1886），土地清丈完成，镇迪、阿克苏、喀什噶尔三道共清丈土地l1480194．45亩耕地。刘锦棠决定坚决实行“按亩征赋”的赋税制度。他根据田地的土质、水利等方面的条件，将田地分为上中下三等，同时，北路和南路又分别对待。北路“迪化、昌吉、阜康、绥来、奇台、吐鲁番、济木萨、呼图壁各属均按上中下地亩分别升科，上地每亩科粮七升，中地四升，下地三升。”南路“上地科粮四升、五升不等，科草五斤；中地每科粮三升，科草三斤；下地每科粮一升五台、一升不等，科草二斤。耗草不另加征”。还有，新疆地方过去有一种需以铜或以金交赋的土地，也就是政府规定，只要是“种额铜额金之地，即须交纳铜金”。这“于民殊多不便”。刘锦棠因此决定试办矿务，改革这种“额铜额金”的赋税方法，“凡旧额征铜金地亩一律改征粮石，所有铜金各矿，听民开采，纳课归官”。再有，过去伯克的养廉地及义学、坛庙的土地一律不纳税，刘锦棠对此也进行改革，规定：已改郡县的伯克多经裁撤，“廉地归官，招佃承租，额粮照则收纳，其未裁伯克廉地及拨作义学坛庙”的田地，也一律升科纳粮。另外，远离城市200里以内的居民可以免交本色（即粮科）在而交折色（即钱）。上所定各种税率，“照章概不征耗，“一律核定作为永额”。镇边、阿克苏、喀什噶尔三道共有各等荒熟地11480194.45亩，按照上述税率，“共额征本色粮276051石3升4合1勺；额征本色草14902701斤；额征粮草折色及地课银59148两。”但“现垦熟地每年应征本色粮203029石，应征本色草13958216斤，应征粮草折色及地课银57925两”。（《刘襄勤公奏稿》卷十二）

通过上述改革，新疆地方不仅有了固定的“按亩征赋”的征税标准，而且税率也比以往（包括阿古柏侵略新疆之前）大为降低。对“额铜额金”地的税制的改革，不仅降低了“额铜额金户”的税率，而且使他们避免了因粮换铜金时的不便与损失。他们所得利益比其他农民更大。对离200里外的农民的税收优惠政策，不仅减轻了纳税户的劳役，而且还因能够“折色”，势必促进农产品的商品率的提高，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总之，这一次税制改革，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当地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

刘锦棠的税制改革，虽然给广大的农牧民带来了好处，大大地减轻了农牧的负担，但因当时恢复生产的一切工作还刚刚开始，对一些水、旱、蝗灾的抵御能力较低。因此，新疆各地不时发生水、旱、蝗灾。为此，刘锦棠先后多次呈请中央政府，免除了镇西、奇石、迪化、绥来等地灾民的税负，并拨款救济，大大减轻了自然灾害给农民造成的痛苦。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天山南北两路荒芜尽辟，户口日增，“风俗渐变，鸡鸣犬吠，烟火相望，如是者万里不绝”。“刻下良科充积，颇有谷贱伤农之患”（《刘襄勤公奏稿》卷三）。这说明，当时粮食生产已获得较快的恢复。

（四）改革币制，方便生活

l9世纪6O年代以前，新疆北路向用制钱（即全国通用钱币）；南路向用红钱，“其钱沿缠俗普尔式样，枚重一钱三分，以一文当制钱之四，以五百文为一挂，合银一两”。（《刘襄勤公奏穑》卷十三）新疆当局在阿克苏设局铸造，为地方钱币。阿古柏窃踞南八城，又铸造了一种“形圆如饼，中无方孔，每圆五分”的“天罡”银钱，这样，“天罡”与普尔红钱一起在南疆流通，造成币制混乱。不仅如此，阿古柏还将“天罡”的成色、分量任意减低，图售其奸。故市价相权不能允协，民以为苦”。（《《左宗棠全集•奏稿》七）为了平定市价，方便人民群众，左宗棠于光绪六年奏请改造南疆银钱，先在兰州制出新钱铜模，交张曜在阿克苏试制新钱。这种钱“用锻片捶成，不须熔铸。枚重一钱，外圆内方，轮廓分明，字迹显朗，大小厚薄如一”。（《左宗棠全集•奏稿》七）但因造这种钱“工多费巨，旋复停止”。与此同时，北路制钱也被内地商人携带入关，“天罡”遂通行于北疆，南疆仍是“天罡、红钱并用”。（《刘襄勤公奏稿》卷十三）为了使新疆货币统一起来，刘锦棠奏请严禁继续使用“天罡”，改革货币。恰逢清政府也要求甘肃新疆要广铸制钱。要新铸制钱，必须要有大量的铜材。为了广求铜材，刘锦棠下令“于北路试挖铜矿，就省（城）鼓铸”，无奈“产铜之区，多系童山，且隔民居，动辄数站，负粮运炭，咸苦远涉，北路人烟烯少，工价更昂，铜复不旺”，加之“工匠技艺未娴”，效率低下，“每工日只成钱一挂”，故铸钱成本较高，阿克苏局所铸之钱，“每挂需本银九钱五六分，以钱一挂易银一两，尚属有赢，省城则需本银一两九分有零，不无赔贴”。若以钱换银计，“红钱五百文易银一两，制钱二千文易银一两”，制钱费铜较红钱“多至两倍”，成本将赔贴钱价之三倍，（《刘襄勤公奏稿》卷十三）故不适宜于铸造制钱。为此，刘锦棠只好奏请铸造红钱，统一在全省流通。这对振兴新疆经济和方便人民生活方面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