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疆大吏刘坤一与晚清政局

刘坤一任封疆大吏几达四十年，其显赫的晚年官宦生涯，直接影响晚清政局：清廷的朝政大计，帝后两党的暗斗明争，皇位的建储废立，都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后还俨然而为诸侯长，领袖东南督抚，倡导互保，倡举新政，议采西法，引起了其后的官制改革和立宪风潮。

刘坤一

一
光绪十六年（1889）十月，清廷颁布谕旨，“两江总督著刘坤一补授”。次年，又命其帮办海军。此时湘军的头面人物多已物故，能使湘淮两系保持平衡，与李鸿章分庭抗礼者，就仅有刘坤一。因此，刘的声势与名望与前两次任江督时相比迥异，清廷也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成为帝后两党竞相拉拢和依靠的对象。

此时光绪开始亲政，颇想有所作为，在宫廷内部出现了实际当权的太后与名义执政的皇帝之间的矛盾。太后倾向因循保守，皇帝倾向变革开明。以荣禄、李鸿章、刚毅、孙毓汶、徐用仪等人为主的中央和地方大臣组成后党，控制着军政大权；帝党主要是孙家鼎、志锐、文廷式、汪鸣銮、长麟、张謇等官僚士绅，奉光绪皇帝师傅翁同和为首领，从此出现了纠缠于清代末叶的“帝后党争”。帝后党争的核心是争夺政权，也反映了两派不同的政治主张，又集中在对待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态度上。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为了过好六十寿辰，李鸿章为保存淮系和北洋海军的实力，都主张妥协，寄希望于列强的干涉，以致初期战争十分被动。帝党不赞成对日妥协，主张抵抗，光绪皇帝甚至还不惜触犯慈禧的肝火，停止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针对李鸿章迎合慈禧的避战心理，对他进行了训斥，命令他督察淮军将士，“有无畏蕙纵敌情事，不得片词粉饰。”并准备起用刘坤一来取代李鸿章。随着战事的节节失败，帝党策划的“倒李风潮”就日趋激烈。在处理战事的态度上，刘坤一也十分不满后党的妥协，他指责李鸿章怕开兵端，过于持重，畏战误机以致处处落着。认为“此次中倭之衅，合肥始终不能辞咎”。同时致信军机大臣李鸿藻，坚决呼吁抵抗。他说：“倭国小民贫，势难持久，伏望主持至计，以坚忍胜之。利钝兵家之常，断不可因此遽与议款。”他积极筹备南洋与台湾的战守，还从大局出发，派出了五千湘军迅速北上以作支援。但他深恐湘军今非昔比，“于北地甚不相宜”，东征难免不蹈刘长佑当年在直隶被捻军大败的覆辙。更恐继李鸿章统军，“临敌而易统帅，军心解体尤非所宜”，所以刘对帝党的“倒李风潮”颇不赞同。在朝廷内外愤怒舆论的攻击下，李鸿章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但刘坤一还是说，“然此时若攻击去之，谁堪接手？大局更不可支，懿旨曲加勉慰，责以收效桑榆，自是妙用。”其后在翁同和等的极力推荐下，清廷颁布上谕，刘坤一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前线指挥。刘还是以年老力衰，不熟悉东北地理情形，各军统将多不相习为由固辞，建议让他在督办军务处理军务，或统带一、二十营湘军俾当一路之师。他仍希望李鸿章能挑起抗战全任，但李却毫无战意，不仅命令北洋舰队停泊威海军港，不准出洋迎敌，而且他本人在受了处分之后，就丢下战局不管，告假回家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刘坤一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勉任其难，接受了钦差大任，不顾衰体病躯，及赴山海关前线视师。

但清政府本无心抗战，且不论后党的投降妥协之声甚嚣尘上，就连主战的帝党集团也只是抱着“另简重臣，以战求和”的方针。在派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的同时，就已派人赴日求和，他们只不过是企望刘坤一侥幸出师获捷，效中法战争故事，得以体面求和罢了。此时日军欲速战取胜，迫使清政府投降，加紧了对我辽东、辽南地区的疯狂进攻，并寻求与北洋海军决战。由于吴大徵等将领求胜心切，轻敌蛮干，关外战事连连遭受挫折，匿于威海的舰队则由于执行李鸿章的避战方针而导致全军覆没，战事的挫折又进一步加快了投降派的求和步伐。刘出关不到三个月，他刚刚布置完山海关内外的战守，正在整顿布置关外各路防军，以冀蹈隙攻举之际，《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就传到了前线。刘坤一愤慨不已，召集诸将面商，皆欲一决死战。他迅速致电督办军务处，极力反对割地赔款，坚决要求废约，并提出了“持久”、“苦战”的建议。他认为日本表面上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实际上已是外强中干。几个月的战争，敌国人力、物力、财力都几乎消耗殆尽，现在敌我劳逸之形已显，我若坚持再战三战，敌力尽势穷又何能久留。但刘的建议未能被清廷接受，最后仍以屈辱签约告终。帝党集团虽认为屈辱太甚，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坐视那拉氏和李鸿章放手求和。刘坤一感叹“惜乎吾谋不用”，对此极其沮丧灰心，一面深深自责，以受任无功自请严议，还以病重待治为由乞恩开缺归还故里。另一面还对帝党的处境深表同情，他致信翁同和说，“前承手书赐答，训勉殷拳。曾几何时，局势一变，承明人对，不知如何咨磋，朝夕论思，不知如何痛愤，难乎为我皇上，亦难乎为我公矣！”正是在甲午和战的问题上，刘坤一对后党误国的愤慨，对帝党处境的同情，使得他在其后的七、八年仕途生涯中，政治态度明显倾向于帝党，在戊戌、己亥、庚子等年的事变中，才不惜冒着随时丢官丧命的危险，凛然而出反对那拉氏废黜光绪帝的阴谋举动。

二
刘坤一乞恩开缺的辞呈未获批准，清政府欲将他调任北洋。他认为此官难做，鉴于昔日左宗棠入值军机受尽揶揄，今之李鸿章受人唾骂，因不愿自取其辱而抵死固辞。清廷只好让其重回南洋任上。

康、梁“公车上书”后，维新变法起，光绪皇帝表示不愿作亡国之君，极力想从慈禧的淫威下抬起头来，尽管帝党和维新派的政见并不完全一致，但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下要求救亡图存这一点是有所共鸣的。同时，维新派想借皇帝之力，实行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帝党也想借用维新派的舆论力量来达到掌握中央实权的目的。但是这两派的力量都小得可怜，仅有一个无权的皇帝，几个未握实权的大臣，再加上一群无权无勇的书生，他们最大的苦闷就是缺乏实力的依托。刘坤一这个手握一方军政大权、政治上又倾向帝党的两江总督，就为他们所特别倚重。但刘坤一对太后与皇帝的忠心却并无二致。光绪二十年（1894）二月，刘去山海关前入觐慈禧，太后谈及安维峻的奏稿，说其离间她母子。刘劝说道：“言官措辞过激，意在纳忠或借沽直谏之名，断不敢稍涉离间，臣所虑不在内庭而在外庭，寺宦多不读书，鲜知大义，以天家母子异居难免不以小忠小信往来是非，不可不杜其渐。”慈禧亦格外予其殊荣，赏赐御书福、寿字、松寿字各一幅，谈话时间几达一个半时辰，赏饭銮仪殿，此待遇都是其他大臣未曾有过的。她对刘问寒问暖，叮咛赴山海关要多带衣去，还称刘之操守为天下督抚第一。刘为之感激涕零，他在《慈谕恭纪》中说，“窃尝披览史册，战国时赵君王后于触龙、宋高太后于学士苏轼君臣之间，脱略形迹，谆谆告语，如对家人，诚千载一遇也。坤一以封疆外吏，仰荷慈恩，至渥极优，敢不谨录存以垂不朽。”

刘坤一在帝后党争中，其政见则有明显的倾向，这又主要表现在他与帝党首要人物翁同和的深挚交谊上。刘、翁交谊可上溯到光绪初年刘二任江督之时。在京觐见期间，刘、翁多次深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翁叔平品评政府诸公，恰如其分；于中外交涉，肯窍亦极了然；至于临大事、决大机，侃侃而谈，不惜一深虚名以贾国家之实祸，不能不令人心折。”他还对王先谦说：“方今人材，唯我先生与翁叔平。”翁对刘亦十分推崇，他说，刘坤一“朴纳有道气，迥非时流所能及。岘庄谈时事，至于挥涕，吾侪独不能出亦言乎？此人具有深识远见。”甲午战起，翁极力推荐以刘来取代李鸿章。刘对后党的一意求和妥协以及帝党未握实权的境况甚为担优，深恐未出师抗战即成虚语，因此就更希望翁同和等人在朝枢的努力，临行前以手拍翁之背说，“君任比余未重”。战后刘回江南主政，翁、刘之间，书函往来甚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堪称知己，翁的门生故旧以及倾向于帝党的江南绅商大都于刘关系甚密，江南各省遂成为帝党最为活跃的地区。翁于戊戌被黜，刘感伤不已，并为其大鸣不平。他说，“康有为案中诖误，内则有翁中堂，外则陈右帅，是皆四海九州所共尊为山斗倚为柱石者，何以贤愚杂糅至此！”

戊戌政变发生，光绪被囚，慈禧太后欲行废黜事，还盛传以治病为由致死光绪。帝党和维新派朝不保夕，朝廷上下噤不敢声。当此事机危迫之际，刘坤一不顾忌讳，披沥上呈了《太后训政保护圣宫疏》。他说：“国家不幸，遭此大变，经权之说须慎，中外之口宜防。现在谣诼纷腾，人情危惧，强邻环伺，难免借其兵端。伏望我皇太后、皇上慈孝相孚，尊亲共戴，护持宗社，维系民心。”并请“曲赦康有为等余党，不复追求，以昭大信。”此疏上陈，慈禧太后摄于刘的位望，只好对光绪慎以处之。加上此疏在社会传开之后，便在全国产生了连锁反映，一时力争者踵起，形成了相当声势的营救光绪帝的运动。同时英、法等国也派人进宫“问疾”，并在报纸上大造舆论，干涉慈禧的“桐宫之举”。慈禧在沉重的压力之下，废黜和暗害光绪的计划终未能实现。

在百日维新中，刘坤一对变法诸事的态度比较消极，对康、梁维新派的“平等”、“民权”等不感兴趣，对光绪接二连三的变法诏令，也只是“可行行之”，“可办办之”，只求其稳，不求其速。但他却偏在政变之后，连呈了多道后党不愿闻而帝党又不敢言的奏折，一面汇报江南变法之情形，一面请求继续变法。后党认为光绪仍为皇帝，其威胁甚大，因此他们不顾国内外舆论以及列强瓜分中国愈演愈烈之势，加快了策划废立阴谋。光绪二十五年（1899）底，终发生了立溥儁为大阿哥的“己亥建储”事件。刘坤一此时正准备入京觐见，得知建储事始愤慨，继而痛哭，言当日入京面见太后陈奏。临行前他发出了《奏国事乞退疏》之急电，再次警告慈禧太后，“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他说，废立之事若成事实，全国将会人心惶惶，出现骚乱，甚至还可能导致列强的干涉。他于次年二月抵京，针对建储事面奏太后说，“天家母子与民间母子不同，民间母子聚处一室，其情易亲；天家母子深宫邃远离，难保无隔阂处。伏望皇太后听言必察，毋遽信，则小人无所施其伎俩，两宫慈孝相孚矣。”退出之后，他又对荣禄说，“今上临御二十六年，并无失德，岂可遽言废立。且虑外人诘责，此后嗣立大事将启各国干预之渐，万不可行文。”“公受慈眷最深，天下莫不知之旋乾坤在公一人耳。”荣禄遂密奏太后，建储之议始寝。事后刘坤一还得到了加封太子少保的殊荣。

三
围绕着帝后党争，继戊戌政变和己亥建储之后，踵接而来的就是庚子事变。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集团竟丧心病狂地利用义和团运动，来达到除掉光绪帝以及彻底清除帝党势力的目的。

就在刘坤一入京觐见期间，义和团运动已从山东向京津地区发展，并有南下蔓延的趋势。刘甫抵江宁，就闻太后主抚，并引放义和团入京。此时各国列强兵舰麇集大沽口外，声言进京护使。刘心急如焚，电呈清廷，“从古无以邪教立国者，信用此辈必遭巨祸，将来各国悍队直入都城，宗社震惊，乘舆播越，有臣下所不忍言者。”电文未发之时，左右幕僚反对甚烈，“谓此奏关系甚大，国之安危系之，公之祸福亦系之。公沉思俄倾，以手加项曰，‘好头颅，会赴菜市口耳’，立命译发。”

五月廿一（6月17日），大沽口被联军所占。端王载漪又乘机制造了联军发照会以逼慈禧归政的谣言，慈禧信以为真，大发雷霆，于廿五日（21日）对外宣战，并向各省督抚下达了“联络一气保疆土”和“招义民以御侮”的谕旨。此时，以刘坤一为领袖的东南各省督抚与后党控制的朝廷之间，政见分歧完全趋于公开化，“东南互保”就此紧锣密鼓开场。

刘坐镇东南，俨然为诸侯长，四处发号施令，连军机大臣荣禄、直隶总督裕禄也在他的遥制范围之内。刘坤一说，他与荣禄是为至交，情深颇笃，中外咸知。在刘的影响下，荣禄原来顽固保守的态度已逐渐改变，成为后党中较有见地的人物，戊戌、己亥中光绪之未被废黜，荣禄着实出力不少。庚子事起，其政治态度基本倾向于刘坤一等东南督抚。他及时把京城的各种形式电告江宁，对义和团明抚暗剿，对驻外使馆明攻暗保，是东南互保在京城中最为得力的朝政大员。直督裕禄处于剿抚两难之间，刘致电裕禄道：“贼势如此，以剿为宜，先清内匪，次杜外患。若剿抚无定见，蔓延难图，各国从而干预，大局不支，惟公与荣相熟计之。”裕禄在慈禧的一再督责下，又不敢得罪太后，不得已向联军开战。但旋即失败，只好在天津含愤自杀。坐镇两湖的张之洞，也深惧慈禧怪罪，其心不决，首鼠两端。张謇在自订年谱中说，“大都南皮所不敢言”，刘再三向其陈述利害，“若仍拳恃匪以拒洋，全局糜烂，不可收拾。公任天下重寄，宗社存亡，在此一举，千祈力陈。”又言，“祖宗创业艰难，无端家居撞攘，谋国者不得辞其责。务恳切速陈奏，幡然变计，危局或可撑持。万勿再信邪说，致悔莫追。”大沽被占后，刘又再以电促，“为今计，惟有力任保护，稳住各国，一面添兵自守，镇摄地方，饷源支绌，无论何款，先行挪用，事至危急，未可拘泥。若示南再有事，则全局糜烂矣。”张之洞遂消释犹豫之心，共赞东南互保。

就在宣战诏令颁发后，由刘、张倡首，以约粤督李鸿章、闽督许应揆、川督奎俊、苏抚鹿传霖、赣抚松寿、皖抚王之春、湘抚俞廉三、鲁抚袁世凯、浙抚刘树棠、以及粤抚德寿等联衔电告各国外部，以代朝廷表明并无开衅之意，请各国按兵停战。但事关逆旨，盛宣怀建议封锁消息，朝廷对外宣战及招抚拳民的谕旨不许宣扬，同时速与各国缔约。刘坤一认为此言“思考周密”，遂决定派余联沅与盛宣怀等人，于五月三十日（6月26日）与上海各国领事进行谈判，并议定了《东南互保约款》九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余联沅代表东南督抚宣布，“除了正在进行战争的北方以外，宣布所有其他地区中立”，并答应不管出现什么事，一切均由刘坤一、张之洞二帅担承，断不更议。上海领事团亦表示，只要中国官员“负起和平的责任”，就不用“优虑我们这方面任何的攻击的。”为扩大互保地区，刘、张又分别致电南方各省督抚，请其赞助并参加互保。除上述联衔的督抚均表支持之外，还有豫抚裕长、先后担任云贵总督的崧蕃和魏光焘都参与互保。长江巡阅使李秉衡因与互保意见有异，刘多次靠诫他“断不可先开衅端”，终以北上护驾为名将其挤走。东南互保约款虽未经正式签定，但其条款已实际付诸实施。如此众多的疆臣逆旨而自行其是的局面，这是清代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

继东南互保后，东南人士还曾提出“迎銮南下”，意在互保的基础上，以宁沪为中心，合诸省为一联邦，由刘坤一率大军，入京清君侧，罢载漪及刚毅等人，请光绪南下复辟。慈禧胁迫光绪西狩之后，又有“易西而南”、“退敌迎銮”之议，首先请求联军退出北京，接回两宫，于汉或宁成立中央政府，再强迫慈禧交出政权，以行新政。这些意见都曾得到了刘坤一的首肯与支持，但由于慈禧态度的改变，这些策略方未付诸实施。慈禧先是主动承认了东南督抚的互保之策是“老成谋国之道”，与朝廷“意见正复相同”。不久又在电旨中声明，“查销五月廿四日以后伪诏”。刘坤一大喜过望，“不禁拍案叫绝！西狩以来，惟此次纶音最为得体，而运量妙于无形，中外固结之冤，以片言解释，上下昏浊之气，以一笔扫除，不仅外人之责我国攻使馆系奉内谕等语可以消弥，即持异议者，以东南保护之约为不遵朝命，甚至指为海外叛臣，亦无所施其毒螫矣。”正由于慈禧态度的转变，刘坤一等东南督抚也改变了“坚请光绪复辟”的初衷，在议约之争中，极力保护了慈禧。刘说，“半年以来，我两人（刘、张）屡电环球，大声疾呼，苦口剖辩，无非为两宫辩尔。”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议约“会同办理”大臣的刘坤一，对慈禧、李鸿章的“量中华之物力，结尔国之欢心”的卖国举动，还是进行了极力的抗争，特别是《辛丑和约》的赔款数额及税权抵押等项，其抗争尤为激烈。乃致李鸿章恼甚，其上奏说，“臣等只有遵旨办理，刘、张等相距已远，情形未能周知，若随时电商，恐误事机。”张之洞曾气愤地对刘坤一说，李鸿章“不谓外国人易说话而中国人反难说话也，合肥谏电‘不与刘张相商’一语感甚！”在东北三省问题的交涉上，刘的表现甚为突出。他抓住了列强之间的尖锐矛盾，对驻俄公使杨儒的斗争进行了积极地策援、鼓励和支持，痛诋了李鸿章的卖国行径，终迫使清廷电令驻俄使馆拒绝签字，沙俄无奈，交还了霸占的东北三省。

在刘坤一倡导“东南互保”的同时，唐才常、秦力山等维新派人士则准备在长江流域的湘鄂赣等省发动起义，企图用武力驱逐义和团，“讨贼勤王，以清君侧”，拥护光绪重新当政。英国原计划通过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宣布东南独立，选择刘坤一或张之洞为“独立政府”的首领，由于其他各国的反对，亦未征得刘、张二督的同意，遂放弃了“独立”的计划。刘坤一与维新派虽都在为保护光绪帝而努力，但在对待慈禧太后及维新政治等问题上，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刘等对帝后是始终不忘“为人臣子”的大节，只望“两宫慈孝相孚”，至于视“平等”、“民权”等则有如洪水猛兽，对康有为、唐才常等维新派联络会党、运动清军的讨贼勤王，其更认为是大逆不道，犯上作乱。刘在此之前，就用张謇之策招抚了与自立军有密切联系的江苏会党首领徐宝山，并通过徐破获了自立军在江苏、上海地区的秘密机构。秦力山在大通发动起义，刘坤一又调兵加以镇压，继而与张之洞一起绞杀了长江流域的自立军起义。对于容阂等在上海张园召集的“中国国会”，刘认为“是自立会党，籍端煽众，以显国会权力，把持国家政事，蓄谋甚深、甚险。”他饬令上海道“设法商阻”，同时又商于英、日领事，不准康有为的自立会在租界逗留及私运枪械，还要求新加坡和香港总督协助严查自立会众，再“通饬各属，如该逆等潜入内地，即行密奴，处以极刑。”

四
如果说刘坤一所倡导的东南互保，其影响主要限于南方或东南等省；那么他在其后所倡导的新政，其影响就不仅遍及了全国，而且还改变了其后的历史进程。刘在倡导互保的同时，就把实施新政提上了议事日程。其倡互保是求中外妥协以保护东南地区的安宁，其行新政则是为改变戊戌政变以来的倒退保守政策以寻求自强之路。盛宣怀致电刘坤一说，“此时拟须一面痛切罪己，一面将力行新政纲领，涣汗大号，先行实施，使天下晓然共知朝有实事而非官话”。刘复电以表赞同：“沪元电，深佩名论。中国受病在习非所用，用非所习，有实学乃有实才。综览古今，参酌中外，而新政可成；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害立可见，新政终不能行矣。宫府一体，尤为扼要，是在政府得人。”

为促使清政府改弦更瑟行变法新政，刘坤一呈奏了《时局艰危谨陈愚虑折》，痛陈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六十年间，虽有庚申英法联军入侵咸丰帝北狩之耻，亦有甲午割地赔款之辱，但从未如此次之“创巨痛深”，导致“宗社震惊，乘舆迁播，生灵涂炭，元气凋残”，令人“思之痛心，言之疾首”。今议约将始，“时局至此，受亏自不待言，嗣后非坚苦一心，不足以自立；非忍辱努力，不足以图存。”他要求清政府实行改革，“重邦本”以改变王公贝勒的顽固守旧观念，“节国用”以使八旗自谋生计和回銮少兴土木之功，“慎教案”以珍保和平之局，“杜祸根”以重典治乱民。此折呈达西安行在后，慈禧被迫同意实行新政，发布“预约变法”上谕，宣布维新。刘坤一马上电邀盛宣怀、张謇、何嗣昆、沈曾植、汤寿潜、郑孝胥等江南名士前往南京商谈变法，共拟新政大纲。张謇等“谋士团”一致认为，戊戌之败主要是时机未成熟而操之过急，因此决不能再蹈“躁进”之覆辙。他们起草的《变法平议》之稿，把变法内容列为三项，一是“必先更新而旧可涤者”，二是“必先除旧而后新可行者”，三是“新旧相参为用者”。他们特别把第三项看作是“上破满汉之界，下释新旧之争”的“变法之命脉”。刘深以为是，他说：“中法积弊之深，更张不易，惟有去其太远，取西法之从者，逐渐推行，久之合而为一，自可无分新旧。”在张謇等起草的《变法平议》的基础上，刘坤一与张之洞联合呈奏了著名的《江楚会奏三折》，改革内容涉及教育、军事、行政管理、国家体制和法律等五个方面，洋洋洒洒达四万余言。三折上达，全部被清廷接受，成为了新政实行的纲领性文件。第一折论述的是改革教育、兴学育才，提出了举办新式学堂、改革科举制度和派遣留学等措施；第二折论述的是整顿中法，革除弊端，提出了停捐纳、去冗吏、恤刑狱、裁绿营等措施；第三折论述的是采用西法，厘定法律，提出了练洋操、修农政、劝工艺和制定路律、商律及交涉刑律等措施。为推行新政，清政府成立了督办政务处，刘坤一和张之洞受命为“遥为参赞”，实际上则全为他二人所“遥制”。几乎所有的变法新令的制定与推行，都与二人有关。到1905年之前，清政府实行新政的所有内容，基本上没有超过刘、张的《江楚会奏三折》。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六（1902年9月10日），刘坤一逝于两江任上，终年73岁。临终前口授遗折，陈述了任封疆四十年深受朝廷大恩，至死愈怀徒深依恋之情，“方今强邻环伺，天步艰难，惟愿皇太后、皇上敬天述祖，勤政爱民，法无论中西，而要以核实为贵；人无分新旧，而必以忠爱为先。选将练兵，籍收众志成城之效；讲信修睦，免启外人籍口之端。庶几国祚永延，民心益固。天下幸甚！万世幸甚！”清廷闻悉，“震悼良深”，上谕对其一生极为褒奖，称他“老成硕望，实为国家柱石之臣。”又加恩追封为男爵，晋赠太傅，予谥忠诚。

五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刘坤一的晚年与晚清政局的关系甚为密切。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及清末新政等重大事件中，在朝廷内部的帝后党争、新旧角逐及其对外关系等重要问题上，刘于其中不无起着折冲樽俎的作用。在他第三次任江督之前，虽已居高位并历任了几届督抚，但其位置还远不及曾国藩、左宗棠，也略逊于曾国荃、彭玉麟、刘长佑等，清廷对其虽已重用，却并非青睐。正因如此，刘坤一对政局亦无特殊的作用与影响。随着湘军头面人物的相继离世，其名望便开始显赫起来，作为湘军领袖遂与淮军头目李鸿章相抗。甲午战起，他力主抗战，在翁同和等人的极力推荐下，出任钦差大臣，以节制关内外诸军。他认真布置战守，反对赔款割地，提出了“持久”、“苦战”的建议，还支持了台湾军民官绅的反割台斗争。

（2）甲午战后，李鸿章失势，刘坤一成为湘淮两系中位望之最高者。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关头，其政治态度倾向于帝党，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变法求强，但却反对康、梁维新派的倡议院、行立宪之说，他也认为光绪的变法步伐太快，过于“躁进”。但在政变之后，他又不顾忌讳力保光绪而上了《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被帝党集团认为是唯一持“正论”的督抚。在己亥建储事件中，他又再次出而干预清廷的废立，上《奏国事乞退疏》。后党迫于刘的位望和实力，戊戌、己亥两次废置光绪帝的举动都只好被搁置起来。

（3）在庚子事变中，刘坤一俨然而为诸侯长，领袖东南督抚与各国列强议订了《东南互保章程》。其时赞同“互保”之举及列身于“互保”大麾之下者，竟囊括了东南、甚至西南各省所有的督抚大员，连慈禧的亲信荣禄也站在刘的一边。最后慈禧被迫承认刘坤一等“互保”之举是“老成谋国之道”，声明查销此前的“伪诏”。事后，刘不仅没被怪罪，还被加封太子太保。这种疆臣抗旨未受其惩而反受其奖者，终清一代唯此仅有。对刘坤一及东南互保如何评价，本文不欲深论。笔者只是认为“互保”绝非卖国之举。刘自己也曾说是“为疆土计，非为外人计”。当然也没必要否认英、美等国在长江流域及东南各省的经济利益也得到了保护。夏东元先生“东南互保是中国近代史上两有裨益的典型事例”之说，是甚有见地的。

（4）刘坤一之于倡导新政，是其一生中的最后一件大事，亦是直接关系到晚清消亡的一件大事。此时清廷对其已是言听计从，从预约变法，到成立督办政务处，再到制定新政大纲，以及行政用人诸事，都基本是刘坤一与张之洞等人在运筹帷幄和遥制之中。到1905年之前的新政变法，实行的都基本是《江楚会奏三折》的内容。新政的实施又直接引起此后的官制改革和预备立宪，但由于顽固的清王朝未能适应时代的潮流，终成为挡路巨石而被推翻。尽管刘坤一所倡导的新政，仍有着很多的局限性，但新政的实行毕竟推进了二十世纪初年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得以形成，并引发了其后轰轰烈烈的立宪风潮和革命运动的到来。